武士产生于在乡村地主阶层，武士与土地紧密相连。武士不同于古代贵族上流社会的武将，他们是与“主君”有契约的下层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慢慢地分离出一些农民进行训练，甚至干脆组成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由于主从之间不单单是履行契约，而且还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帮助主君扩张地盘，不惜搞阴谋和实施杀戮。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势力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遵从首领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对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历经700多年，武士由经营者变为消费者，由家臣上升为统治阶层的一份子，武士的道德标准也逐渐完善，其文化特性也在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武士道”传统就是在江户时代最终定型的。
何为“武士道”？“武士道一言以蔽之，就是‘骑士道的律条’，武士阶级的‘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①“义勇奉公”是武士的最高原则，舍生取“义”，“勇”猛杀敌，报答主君的“御恩”，成为武士追求的目标和律条。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武士都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成为主君忠实的“奉公人”，在这一过程中，下层社会的武士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主从关系，不仅是一种利益关系，也是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这种主从契约关系是可以继承的，其义务也是双向的，保护主君的同时也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留得好名声。武士的美德体现在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大义、廉耻、诚实、忠诚等方面。相比较古代中央集权式的单向服从，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及其道德原理在日本人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过，武士道在发挥“正能量”的同时，其弊端也非常明显。虽然武士的信条中也有“仁”的内容，教导武士应存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但是，由于武士崇尚要像樱花一样“美丽地凋零”，因此，将死置之度外，为了“忠君”和“荣誉”他们可以切腹殉葬，并认为这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
武士道从佛教当中学到对不可抗力的“静静服从”，对眼前灾难的“禁欲式平静”。神道当中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崇敬培养了武士的忠诚心和爱国心。就道德修养而言，儒学成为武士道的丰富源泉。孔孟之道、三纲五常成为武士道德修养的最合适的教科书。当然，武士道不等于儒学。在武士戒律“义、勇、仁、礼、名誉、忠义”当中，武士道推崇“义勇、名誉、忠诚”，而儒家更重视“仁“和“孝”。“大和魂”与“中华魂”的“文”与“武”、“孝”与“忠”的明显区别让人一目了然。尽管如此，融入各种文化元素的“武士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精英层的道德制高点。武士从种地的农民发展为脱离土地的纯粹消费者，他们对经商盈利不屑一顾，在专事保卫主君的同时成为特权阶层。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社会“士、农、工、商”各阶层中，武士成为身份的象征。他们大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气概，在成为“楷模”的同时，他们试图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地丰富着“武士精神”。武士道就是这样，在七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中，成为大和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士道本来是个中性词，但是，当它与近代的国家神道相结合便有了畸形发展。明治政府初期，对来源于神话的“神道”进行了重构，使之上升到“国家神道”的高度，成为近代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此，制定了神佛分离独尊神道的“神社制度”，其后又开展“废佛毁释”运动，大有罢黜百家，独尊神道之势。“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8条虽然规定民众有信教自由，但要以遵从国家神道体制为前提，“天理教”、“大本教”被镇压就是最好的例证。1945年12月，盟军司令部发布“神道指令”，日本终于实现政教分离，神社失去了国家维护的地位。但是，右翼势力一直对此不甘心，首相参拜摆放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事件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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