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形象要建立，话语权要形成，必须基于制度现实和治理现实
《国家治理》周刊：当前世界正处在需要重塑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时期，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胡正荣：我认为我们在研究国际传播体系当中的国家表述或国家话语时，更多将关注点放在了非核心问题上，即关注如何建构话语权或争夺话语权。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评价中国在国际上到底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没有，那么是因为什么？如果有，这些话语权在哪里？之后才是如何建构话语权。
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话语权基于什么产生？话语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认识论，那么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话语权应该是由一国经济实力决定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只能说明国内生产总值之大，大不意味着强、不代表在国际上就有权。比如曾经作为世界霸主的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实力依然很强，但在国际上并未具有同等的话语权。所以在讨论争夺话语权时，我们还是需要从更宽的视野，来探讨话语权产生的根源问题。这里我想围绕中国故事的角度谈一谈。
中国故事之所以讲出去有时不够有力，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首先，国内主流媒体在讲中国故事时，基本就是把中国的成就讲出去，报道国内新闻时也一样，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从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价值来看，成就属于社会的常态，而妨碍成就产生的因素才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老人摔倒有人去搀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现在反而成为了新闻点。长此以往，海内外民众就开始怀疑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进而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由于外界对中国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食品安全、社会伦理、医疗保障、社会公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国内媒体仍然以惯常的思维方式来报道中国的成就，因而中国故事很难与海外的话语氛围匹配，从而很难讲出去或者讲出去了也很难被认可。
其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有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等等，但是在媒体治理上，媒体很难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实之外另起炉灶，单独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去和外界交流。因此，当媒体通过宏大叙事构建一个理想社会去交流时，国内外的受众大都难以认同。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国内媒体表述的是一种制度理想或制度安排，而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的结果则是制度现实。在制度经济学或制度主义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看到制度理想或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制度现实之间是相吻合的，这就涉及到理想、安排与现实三个层次。我们的制度理想、制度设计都是好的，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等等；制度安排也没有问题，有食品安全法、环境法。但制度现实存在问题，百姓的餐桌仍然不安全，空气污染仍然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落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媒体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应基于什么而形成？
中国故事要讲出去，中国国家形象要建立，话语权要形成，必须要基于制度现实和治理现实。当讲述中国故事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中表达的更多是制度理想，而互联网的舆论场表达的更多是制度现实时，这样的中国故事讲出去必然是没有感染力的。这是当前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在制度自信的前提下真实呈现中国的治理现实，都是有感召力的中国故事
《国家治理》周刊：您曾经在采访中提到国内舆论对“中国梦”等概念的解读有一点复杂化，那么您如何理解中国故事的内核？
胡正荣：以时间段来划分，我认为在2014年之前，主流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基本都是采用宏大叙事的，比如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但2014年之后，中国故事的讲述开始加入个体叙事，讲百姓的故事，讲述方式很接地气，比如最近热播的中国共产党海外宣传片，有些故事也会讲中国当前的缺点和不足。但这些都没有抓住中国故事的核心。
按研究“软实力”的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靠硬实力支撑的，软实力不是靠船坚炮利，靠的是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冲突很激烈，但实际上在中东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中东人虽然不接受基督教，但却不反对甚至认可美国的价值观。这就源于国家的硬实力，而硬实力是需要通过制度和价值去体现，并通过制度和价值转化为软实力。在这一点上，党中央提出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非常正确的，我们首先需要有自信，之后才是让他人信服。
因此，中国故事实质就是中国在有自信、且被他信的制度和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现实的体现。不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个体叙事，只要是在制度自信的前提下真实呈现中国治理的多元现实，这样的中国故事都是有感召力的。我们不应该把中国故事讲不出去的原因归结为受众不喜欢宏大叙事，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讲述爱国主义时也有宏大叙事，但只要国家故事的现实基础是可信的，怎样讲述都能够被人接受。这也是为什么近两年中国故事开始能够慢慢讲出去，因为党和政府正视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让百姓看到了反腐的成果，看到了政治治理的现实，国外也开始认可中国的政治治理。这才是找到中国故事内核的关键。
同时，需要正确看待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需要正视主流舆论目前在国家故事表述中存在的落差，中国改革开放才36年，许多方面不够完美，表达出来的故事肯定不够有吸引力，这是现实国情决定的，当然也受技术性问题的影响；二是我们不否认东西方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水火不容的，不能简单地对其进行标签化处理。在实际表述当中也并不是要强调西方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中国的核心价值就是责任和义务。这种简单对立的处理方式，正是目前主流舆论在处理中国故事时比较不高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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