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是战后世界局势紧张的根源，必须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界，应在遵守最低国际关系准则的前提下慢慢创造条件使其不断趋向最理想状态
《国家治理》周刊：当今世界有无可能再次出现因意识形态分歧的激化而导致国与国关系的紧张？在您看来，有效治理意识形态分歧的重点是什么？
吴恩远：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和平发展是主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没有大的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但同时，特别是从现在的国际格局来看，就像邓小平曾说过的，世界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一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但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世界局势依然紧张。特别是自苏联解体后，世界几乎陷入了局部战争不断的局面，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到处在打仗，成百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产生这些的原因是什么？根本上还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作祟。帝国主义还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界，到处祭起“人权”“民主”大棒，随意干涉他国主权，是挑起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
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感到对其是威胁，所以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美国针对中国划分航空识别区、钓鱼岛问题的反应，当然是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为了更好推行其意图，美国也从不避讳借助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西方有意把意识形态置于一个高于一切的位置，以此来阻碍中国的崛起。也因此，那种认为当今国家交往中不讲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最近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家军事战略》，就仍然老调重弹，强调俄罗斯、中国等国没有人权和自由因而应继续被视为主要敌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以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来判定一切，并将其演绎到你不服从我就打的地步，是国际关系治理的主要问题。所以在当前，我们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减轻国际关系的冲突，但不能错误地理解成我们与西方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总希望朋友越多越好，团结秉持一些共同的原则、有一些共同看法的朋友抵御霸权主义。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的构想，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来抵御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多样化发展。在当前，中国一方面没有“举旗”“当头”，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建立在某些共同理念上的不同层次的合作方式。比如我们同俄罗斯、韩国在对维护二战成果、捍卫《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方面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我们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资源开发、对抗霸权主义，特别是在反对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方面的合作，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再加习近平主席一方面提出了相互遵循的基本准则，如合作共赢、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不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这些也可以说是共同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人类在一些共同的原则下相互理解、相互合作，达到形成国家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最高目标。
在从最低向最高级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中，我们不能去强求，必须等时机成熟，更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界，应在遵守最低准则的前提下慢慢创造条件使其不断趋向最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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