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到外国、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诸多例子告诉我们，勤政是全球性的课题，各国都跌过跟头，有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站起来。在勤政的探索上，中国的为政者既不可目空一切，亦不需妄自菲薄。
消除“处长管总理”荒唐现象，要加强中央和社会两头对地方政府的监管
全球化下怎么勤政？应该从思路和政策两方面入手。从思路上，根本还在于推进法治建设。提起“法”，不少人的第一感觉是法对人行为的限制，这种理解过于狭隘。法的内涵是规范，这既包括限制，也包括督促。换句话说，法所言的责任，不仅包括规定什么不能做，也包括什么必须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建设，核心就是划清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界限，也划清各级党政机构的权限。受限的权力，反而能促进官员勤政。道理很简单：管的事少了，该管的反而会管了，并且管的水平能提高。李克强在批评庸政懒政时，专门提到中央的政策到了基层可以被一个处长卡掉。繁冗的文件审批过程，不是勤政而是懒政，不是尽职而是渎职。推进法治，给权力瘦身再关进笼子，会促进管理的效率，也会消除“处长管总理”这种荒唐的现象。
西方政治学理论专门提出强政府和强社会两个不同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和意识形态并无必要关联。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社会， 是一个与决策者沟通渠道畅通、能够明确及时反应民情的社会。只有强政府和强社会同时存在，才能确保权力和责任的双向流动。纵观中国历史，权力的天平一直偏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弱的是社会和中央的权威。所谓“山高皇帝远”，反映的正是这种扭曲的权力分配。
所以，从政策上讲，推进勤政尤其要加强中央和社会两头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从中央来讲，要随机性和常态性派督导团监督政令执行；从社会来讲，多开通政府和社会沟通机制，让官员不仅要往上看，更要往周围看和往下看。和学界、智库的交流不是走形式，而要常态化，并要有具体的政策报告：如何促进体制内外人员的交流？听到了哪些体制外的声音？哪些可以借鉴？勤政要拿数据说话。
在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上，要让老百姓真正有途径反应民情。在这方面，西方反而是地方政府做的比中央政府强。还是以美国为例，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往往对国家政府和政客不满，但对本地政府官员反而有比较积极的印象。为什么？因为本地官员“接地气”。他们会经常为各种社区问题召开研讨会和听证会。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知道敲什么门，找什么人，也知道一个级别应该在什么时段内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如何走程序上报。而中国相反：我们恰恰是地方官员最不接地气，在胡干和不干之间摇摆。即使导入“听证会”这种形式，也不过是一种表演，出现了“听证会专业户”这种愚弄百姓的现象。结果就是中国的公众对高层的信心大大超过对本地官员的信心。说到底，谁在勤政谁在懒政，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新一届领导人常用“倒逼”来形容今后改革的方式。这一点也适用于勤政：在勤政这条路上，高层和社会已经达成共识，需要倒逼那些不接地气不干实事的官员。如果官员们耳朵向上，眼睛向下，而不是一味顾影自怜，思路自然会开，手脚自然会勤快起来。中国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并不是勤政的障碍。相反，结合国情，中国的制度可能会促成一场高效率的勤政改革。如果庸政懒政的官员们，这些日子听到高层的警示失了眠， 对中央对民众都是好消息。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们也该醒醒了。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
【参考文献】
1、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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