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面对现如今的环境，找到了缺漏的部分，也找到与之相应的对策。刚才您说了我们建立智库是要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与西方的一些智库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但是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地方呢？
[杨克勤]:在古代，我们国家就有门客、谋士、军师这样一类人存在，实际上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咨询建议、出谋划策。现代智库的起源，有一种研究认为是在欧洲，但是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美国，是在二战期间，它最早是用于军事目的。就是有一批参谋、一批研究人员关起门来策划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军事部署，对外是保密的。他们用的英文词“Think tank”，也就是“思想坦克”，它的原文就是这两个词。战后以后逐渐地发展、逐渐地完善。确实美国有一批尖端的智库。当然美国的智库也有不同状态，有一些规模很小、经营也很困难的智库存在，高端的智库也不过几十家。
[杨克勤]:我理解，我们借鉴西方智库的发展经验，一是它的问题导向还是很清晰的。因为它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它的军事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治理等等方面的战略，这个问题导向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内部的组织形式运转有效。我从一些研究报告当中看到，一般智库内部的组织运行是采取项目制。一般由一位领军人物做课题组长，给他配备一部分助手，他组织这个团队开展研究，以项目团队这种形式来开展研究。再者，“旋转门”这个经验我们可以研究借鉴。在美国智库当中，旋转门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它的智库平时可以储备一批人才，换了一个执政党，可能就要把智库里的一批人才带到华盛顿去，作为他的高参，作为他的顾问。大选之后，一个党下台了，另一个党上台了，这批人员可能又回到智库来，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所以这个“旋转门”运行的比较完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地方。
[杨克勤]:还有一点，这是我在一份专家的报告当中了解到的。就是美国智库研究最核心的技术是它的分析方法、它的研究方法。比如说，我看到社科院一位专家在他一份研究报告里面，进行对比，我们社科院这一类的研究所和美国这一类的智库之间在技术上、方法上的差距。我们的研究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传统方法，包括分析法、归纳法、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这样一些方法。像美国研究同类问题的智库，他们所运用的一些方法，就有派系法、行为分析法，技术方法方面比较超前，这是它的核心技术，它的研究成果质量也比较高。我觉得研究方法上我们也可以研究借鉴。
[杨克勤]:大致这几个方面。
[主持人]:的确有很多让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传统的观念总是觉得智库一定要跟我们的决策者之间建立一个非常完备的渠道，这样我们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到达决策者那里。所以这样一来，中国智库有“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这样的说法。在信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更好地运用网络，利用公众来提升我们这个影响力呢？
[杨克勤]:这个问题很好。当然，如果说我们“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我倒不完全认同这个说法。应该说我们既有国家队，也有民间队。但是国家队力量雄厚、规模大，发展得比较好，而民间队规模小，力量单薄，发展比较滞后。在现代信息社会，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充分发展，智库要加强信息化的建设，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我觉得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的智库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库没有自己的网站。在公众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公共帐号，不太注重自己研究成果的推介、传播。像刚才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宾大麦甘教授的研究报告，说我们中国智库有400多家，我们的专家说不对，你这个数字说小了。但是，我在一次报道当中看到，麦甘上次到北京来开会，他说我也很想了解你们中国的智库，但没有渠道，我在网上查不到，或者查到了只有中文页面，我看不懂。所以，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暴露出了我们智库对于充分地利用网络和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成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方面重视还不够。
[杨克勤]:刚才主持人提到怎么与公众更多地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智库一般被认为是决策者与社会、与公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之前，智库在提供决策咨询建议的时候，你必然要做广泛的调研。你对社会、对民众的诉求和意见，有更多的了解，要把这个意见融入到你的研究成果当中，要充分地向决策部门反映，这是一个角度。另外，政府在作出了决策之后，智库也有义务、有责任积极地宣传、阐释、解读政府的政策。这样就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搭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我觉得，我们的智库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不小的差距。在阐释政策、引导舆论、分析社会舆情、疏导公众情绪、引导理性表达诉求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智库的几大功能之一就有舆论引导，有社会服务，所以，我们要有效地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杨克勤]:这两个方面，你提得很好，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着力加强。
[主持人]:在这两方面，我们目前提升的空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有形的计划，或者对目前这种状态我们如何有力的措施、成形的方案有没有体现呢？
[杨克勤]:这次《意见》当中，前面我所介绍的这三大部分改革措施当中，这些内容都有，都提出了原则的要求。下一步，我们的有关管理部门，还会制定一些贯彻落实的实施细则。作为智库来讲，自己也要主动地、自觉地按照《意见》所提出的方向、提出的原则要求，来研究自己的改革措施。
[主持人]:比如说像您今天作客我们这里也是一个新型的尝试，在参与网络上的宣传。有网友说，智库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在您看来，如何来提高我们智库的创新能力呢？
[杨克勤]:这个问题很好。确实，智库要开展一些战略研究、超前研究和储备研究，这些都离不开创新。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这次《意见》当中，中央明确提出来，坚持解放思想，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之间，开展切磋、争鸣，开展平等的深入的研讨。我觉得中央这个《意见》提出的这些大的原则，可以说为智库创新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舆论环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智库自身来看，要增强自己的创新性，还是要苦练内功。我觉得可能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智库要自觉地增强服务意识。就是说，我们的智库研究，一定要紧紧围绕重大战略问题，围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要站稳国家立场，站稳人民立场。我们不能唯上唯书，人云亦云；不能脱离实际，哗众取宠；更不能食洋不化，立场摇摆。我觉得这是首先的一点，那就是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第二个方面，还要有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要有开阔的视野，要有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我们要分析研判，它有可能如何发展，带来什么结果，作出一些超前研究。第三，应该有调研意识，我们要出创新成果，一定要坚持求真务实，要联系实际，要接地气，要深入实际。第四，要有创新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第五，应该有合作意识，因为智库的一个特点，它的成果都是以机构的名义提供的，不是个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这里就要提倡集思广益，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协同创新。开展智库内部团队之间的合作，不同智库之间的合作，甚至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之间的合作。总之，要有很好的合作意识。再一点就是时效意识。因为智库的研究，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它的政策建议要有一定的储备，你什么时间向决策部门提出你的政策建议，这个意识也要非常强。如果提的时机不合适，不能够引起重视，也达不成共识。提得早，也许还没有这样的决策需求；提得晚了，时过境迁，也不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时效意识也很重要，这也是一门工作艺术。
[杨克勤]: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也就是说智库自身要苦练内功。中央的政策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智库自身苦练内功，通过这样的一种创新，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我们智库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思想创新的产品。
[主持人]: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体现。
[杨克勤]:智库建设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兵突进某一方面的改革能够带来成效，它一定是综合性的、配套的。
[主持人]:我们在宏观上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之后，杨院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国家行政学院，我们知道国家行政学院是培养公务员，尤其是中高级公务员的新型学府。在我们去建言献策这一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杨克勤]:看来主持人对我们学院还是非常了解的。我在这里也向网民朋友们做一点介绍。国家行政学院1994年成立，学院成立的时候，国务院给国家行政学院确定的职责就是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三位一体。在实践当中，我们不断地探索。到了2009年，国务院又颁发了《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和《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按照这两份文件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地加强了决策咨询工作。具体举措：学院成立了决策咨询部，过去没有，这是2009年成立。这个部门一方面自身从事决策咨询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负责全院决策咨询工作的管理和统筹。2011年，也就是国家“十二五”时期，我们学院也制定了《2011年-2015年学院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专项规划》。在2013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决策咨询的研究力量。2014年，学院党委提出了质量立院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加强决策咨询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党中央、服务国务院，参与了若干重要文件、重要讲话的起草和修改。我们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几十份决策咨询的研究报告。我们还专门办了一份《国家行政学院送阅件》，这是专门用于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研究成果的载体，是一个直通车。我们在去年政府管理创新的一项实践当中，也就是对简政放权、增强企业市场活力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当中，受国务院委托我们也承担了评估任务。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主动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一些具体举措，也积累了不少成果。其中有许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吸收。我们收获了这方面的喜悦，也增强了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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