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普世价值”思潮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包装自己？主要就是为了掩盖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1.消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国际斗争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设，而且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关系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兴衰、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安危。无论是要维护或破坏一种社会制度，还是要巩固或推翻一个政权，都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谙意识形态之道，因而在冷战期间将意识形态战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3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和平演变战略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攻心”战略，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样力挺“普世价值”。虽然他曾说，美国不能把它的价值强加给别国，但他又多次表示，“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至关重要，即便是在艰难时刻”。
为了顺利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就是抬高自己的价值观，贬低和消解他人的价值观。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不仅被他们视为“普世”、“至上”的真理，而且被他们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他们努力掩盖自身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丑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卫士。另一方面，着力矮化、丑化，甚至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是冷战产生的根源”。当苏联解体时，西方有学者立即宣称，“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然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当年，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十分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们不顾现实，粗暴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教条”、“僵化”、“独裁”、“专制”等种种帽子，指责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的主流”，同时，他们还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因于“普世价值”，认为“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以人为本”是“普世价值”的重要体现，等等。除此之外，他们大力推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制造价值观混乱，企图达到即使你不信仰“普世价值”，也要使你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目标。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幌子，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获得一种“至上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最终将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当代中国的话语语境。
2.推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用来掩人耳目，向东亚、东欧、中亚、非洲等地区输出美式价值观的一种策略和工具，更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造”的“正当性”理由。2006年9月美国推出的“普林斯顿计划”最具代表性。该计划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和“非民主”两部分，要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因为自感掌握了“普世”的民主价值，就可以将自己的制度模式强加到其他民族的头上，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样板。美国还雄心勃勃地施行“阿拉伯民主化战略”，试图把伊拉克这一“民主样板”推广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逐步改造阿拉伯世界，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建立、扶持亲美政权。
中国更是美式民主推销的一个重点对象。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的一则报道就明确地说:“美国希望中国将发展成民主国家的这个观点，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是美国与一个不以为然的独裁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一方面资助一些精英分子以学术的名义传播西方的价值观，论证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选择西方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势力，从事各种反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2008年，就在我国集中精力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和政要千方百计地将奥运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中国政府制止“藏独”暴力活动的正当行为，成了他们攻击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把柄；而捣乱奥运圣火传递的暴力举动，却得到一些西方政治势力的纵容。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作出多少努力，取得多大成就，都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人权状况都十分“糟糕”。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更是拼命炒作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拆迁、“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等问题，以此来“妖魔化”中国，掀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地表明，西方敌对势力是“唯恐中国不乱”，“中国不就范决不罢休”。
3.谋取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冷战结束20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尽管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带有明显个人特征的对外政策，然而其一脉相承的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追求和护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不管怎样变化和调整，其基本的战略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即始终围绕追逐全球霸权而展开。
二战以前，全球霸权的争夺主要依靠军事力量。但是从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而核心价值观则是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开始密集地使用“普世价值”表征其核心价值观。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视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美国之所以将推行“普世价值”作为其“国家战略”，是因为：首先，推广“普世价值”可以确保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牢牢占据国际道义优势。其次，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掌握国际政治的话语权。美国不仅拼命宣传“普世价值”的存在，而且将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人权”混在一起，直接划上等号，使得“自由”、“民主”“人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话语优势。再次，推广“普世价值”可以为其霸权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掌握世界政治话语权，最终目的则是为美国全球战略和霸权主义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如小布什政府指责“无赖国家”、“邪恶轴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从而以此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其旗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宣称是为了保护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尔维亚族的种族屠杀。多年过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两场战争的真实原因是美国为了夺取对中东和巴尔干的主导地位，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
西方国家将所谓的“普世价值”主义化，以“自由”的名义开展思想渗透，以“民主”的借口实施离间分化，以“人权”的标签制造事端，目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意识形态话语权，以谋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建立符合其意愿的“世界新秩序”。大量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到处兜售所谓的“普世价值”，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使其他国家走上康庄大道，而是为了颠覆不符合其自身意愿和利益的他国政权，削弱这些主权国家的主导能力，进一步强化控制力，以获取巨大的军事战略利益和地区资源利益。“普世价值”并非什么客观真理，不管它如何包装，都无法掩盖其内在矛盾。西方模式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模式，西方价值观也不可能是什么“普世价值观”。
（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
| 相关专题 |
| · 《红旗文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