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特点，是我们的刺激性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1929年美国发生了危机，罗斯福1933年走马上任，当了美国总统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刺激性政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进行刺激，他的结果是短时间之内好象经济增长速度好象很快，恢复了经济，但紧接着而来的是滞胀，因为它没有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平面地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所以，后来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面对的问题是怎样解决滞胀的问题。这个刺激性的政策，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眼前的经济增长，它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问题，比如说它延误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说它延误创新，比如说多发的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
我在人民大学给研究生教资本论，我曾经问学生，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应不应当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什么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呢？就是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头，两把斧头既是货币又是财富，因为马克思说了，货币是从商品交换中分化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产品。
现在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八个面包换一双鞋。八个面包既相当于货币，又是财富，它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现在有了纸币了，先用八块钱，八个面包换成八块钱，用八块钱买一双鞋，这八块钱后面有实实在在的财富支持，有八个面包。现在面包还是八个，想要两双鞋，银行多发了八块钱，16块钱，给造鞋的人说，你给我造两双鞋。大家想一想，造鞋的人会发现第一双鞋造完了，第一个八块钱用完了，第二个八块钱买不到东西，这就是多发货币。多发货币的更严重的影响，这个刺激性的政策，是水涨了船涨的人占便宜，水涨了船没涨的人吃亏。谁的船没有涨呢？广大的老百姓存在银行里面防老的钱，这方面它的水涨了船没有涨，所以，人们心里不踏实，用这个钱买不动产保值增值，最后直接影响到货币的信用。
所以，我们应当强调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自我调节，经济发展有周期，你不要认为经济处于低潮的时候是退步，其实它恰恰是进步，是要淘汰原来的落后的产能和落后的产业结构，再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而刺激性的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我们不能再用刺激性的政策了。也就是说，新常态下，应该谨慎地使用刺激性政策，而更着重于制度性的政策。
第五个特点，从产业组织角度来看，竞争更激烈了，兼并重组是不可避免。还是资本论吧，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讲到资本积累的时候，讲到这么一句漂亮的话，什么样漂亮的话呢？就是竞争激烈的程度和资本的多少，也就是说和企业的多少成正比例的关系，和资本的大小、和企业的大小成反比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星罗棋布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是因为当时的产业结构、当时的水平相适应的。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必须重新洗牌，必须在重新洗牌中调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和体制，它可能对某一个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全社会来说，肯定是好事。
第六个特点，我们的条件发生变化的第六个条件，就是现在经济体制运行、经济的深层次的风险逐一的显现，特别是地方债。当年国有企业欠了很多的债，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债转股，为什么国有企业欠了很多债呢？因为国有企业的约束是软的，他知道还钱，厂长经理们知道还钱，不是他还，也不是他的儿子还，他借了钱了，企业在他在任期间搞得轰轰烈烈，对他来说有诸多的好处，所以他只管借钱，只管向银行里贷款，不管还钱，甚至对潜在的风险也没有充分的估计。地方政府约束也是软的。如果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话，我们和一个市场经济对比，企业家会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通常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GDP，会把它配置到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上面去。这些工程资金回收能力很弱，还不了账，潜在的风险。美国次贷就是因为借的账还不了。所以，这个问题，深层次的风险逐渐地显露，但是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总体上是可控的，要用制度去防范和分散风险。
就是为什么说进入新常态呢？因为我们经济最初发展的一系列的条件，今天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条件、新的约束条件以及新的任务。
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自主创新和做大做强，就是把我们的经济真正做肌肉，不是长脂肪，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这一点现在非常的重要。目前我们的经济仅仅是做大，但是没有做强。做大和没有做强的证明是，一般的说来，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发展通常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日本、韩国开始也这样；第二个阶段在模仿中逐渐地有自我创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第三个阶段是品牌经营。就这三个阶段来说，特别是在制造业里面，我们的世界知名品牌很少，特别的少，我们一定要重视制造业。制造业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就是谁来装备中国的问题。就一个国家来讲，就一个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就一个企业、就一个产业来说。第一个阶段是研发，第二个阶段是制造，第三个阶段是有自己的品牌经营。就这三个阶段来说，研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它涉及到原创性的东西，涉及到知识产权；品牌经营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对的制造阶段是加工阶段，这个层次反倒没有第一个阶段高了。我们的很多企业依然处在制造阶段。
我记得由美国次贷引发危机开始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说，靠外来产业转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很低的这么一种经济增长模式，面对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深层次的矛盾暴露无遗。现在我们必须做肌肉。刚才说了，传统产业里面已经饱和了，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真正考验中国经济、考验中国企业的时候到了，你能不能创新？你的经济已经起飞了。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过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以后要持续地进行反减缩的斗争。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时期的主导的产业。你能不能把主导的产业研发出来，这个东西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假定这个世界上没有汽车，你能不能把汽车想出来并且造出来，假定这个世界上没有飞机，你能不能把飞机想出来并且造出来。哪个国家、哪个企业率先想出来、率先做出来，就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就可以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需要创新。
然而，创新绝对不是号召出来的，而且我们这里的创新，讲的是大众的创新，是草根阶层的创新，是乔布斯的创新，是比尔盖茨的创新，是贝尔的创新，是法拉基的创新，是不需要号召的创新。这个创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人本身是聪明的，中国人绝对是聪明的，但是要创新，需要把创新的能量、冲动、冒险精神激发起来。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说，最主要的是一些发达国家不害怕我们学习它的技术，而害怕我们学习它有关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容忍创新一开始的异想天开，比如说既褒奖成功，又包容失败。比如对知识产权切实的保护，比如社会诱导信号能够把聪明的人引导到首先从事实际产业的经营上。比如说能够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有创建的、敢于冒险的人，具有一定冒险精神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靠人力资本，必须靠人力技术进步，必须靠创新，但是它需要改革，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是新常态的一个特征，就是创新、做强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打的任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应当是有节奏的、均衡的、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发展。它对应于原来主要靠行政力量，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竞赛式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失衡式的发展。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的话，其实GDP掩盖了很多东西。80年前的1月4号，当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给美国两院汇报的时候，第一次提到GDP的概念，它就是一个交易额，它掩盖了没有进入交易的东西。西方经济学上在讲到GDP概念的时候，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经常举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男的雇一个女保姆，给女保姆发工资，GDP就增加了，如果那两个人日久生情，结婚了，这个女的干的还是这份事，所不同的是不发工资了，GDP就减少了。如果这两个人自己在家里吃饭，自己在家里做饭，对GDP没有什么贡献。如果下馆子，吃高级餐馆的话，对GDP贡献更大。它还掩盖了很多无奈的东西。北京的雾霾，很多地方的雾霾，为了防雾霾，要买空气净化器，要买口罩。厂家的空气净化器卖得好了，口罩卖得好了，GDP增加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甚至还掩盖了很多有害的东西。
我曾经又问学生，我说如果三四辆汽车在公路上平安无事的行驶，对GDP贡献大呢？还是三四辆汽车撞到一块出了严重的车祸，对GDP的贡献大？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出了严重的车祸，对GDP的贡献大。因为车碰破了，得到4S店里面修车，修车要交钱，要交钱，GDP增加了，对人民群众来说确实是损失。
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会造成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失衡，会造成经济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失误，会造成内需和外需的严重失衡。
我问学生，高铁300公里你敢坐，高铁600公里你敢不敢坐？所以经济发展应该是全面均衡的、有节奏的、靠市场力量稳健的发展，可以预期的发展。如果靠行政力量，通常会大起大落。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放卫星，大起；三年困难时期，典型的大落。
新常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概括一下，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是一个有质量的增长，是质量、速度、效益的统一。第二，所谓的新常态，是相对于以往的30年，无论是需求、投资、比较优势、经济政策、产业组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跟原来不一样。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第三，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做强，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明确。第四，应该主要靠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的推动，有节奏、均衡的、稳健的发展。
根据这一些，我们去全面地理解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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