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学生在郑杭生生前办公室敬献鲜花。实习记者杨月 摄
“他总说答应了别人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宁愿在酷爱的学术工作中度过最后几个月。”说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动情地说。
在已知病情的情况下，生命的最后三个多月中，郑杭生依然马不停蹄跑了阳泉、杨凌、珠海、临安、杭州等很多地方，直到11月5日还在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随行调研的学生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位头发乌黑、一个多月前还登上了华山的郑老师，这么突然就驾鹤西去……
学科建设，居功至伟
1981年11月8日，一架开往英国伦敦的飞机上，一位45岁上下的中年学者和一位老者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恢复和重建新中国社会学”等只言片语中，老者拍拍中年学者的肩膀，嘱咐着什么。
这位老者，就是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而这位中年学者，就是正准备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进修哲学的郑杭生。郑杭生曾说：“和费老的交谈给了我许多直接的启发。”
也正是从这次旅程开始，郑杭生开始把目光从哲学转移到社会学，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专攻社会学。1983年底归国后，郑杭生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走上了社会学的研究之路。
1989年4月，郑杭生房间里的小灯总开到深夜，一篇又一篇文章见诸报端，这些文章不避时事，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遇到发展问题时，如何科学地推进社会发展，并适时推出社会学基本命题，包括“经济学的发展更多强调效益”、“社会学的发展更多强调综合性的发展体系”等，后来延伸成为“关于社会发展综合体系研究”、“指标研究”等方向。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说：“由于郑老师及所有社会学家的努力，社会学很快走上正轨。”
郑杭生的理论探索从未止步。进入20世纪，社会学者们依然习惯“在西方的笼子中跳舞”——用西方的观点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变，郑杭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努力创造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
郑杭生倡导的“社会转型理论”就是“理论自觉”的重要成果。他认识到，面对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必须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正反两面，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参与社会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从而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进步，并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齐齐哈尔大学教授、郑杭生的老同学董驹翔教授向记者感慨说：“社会运行论是个学术的巨大‘正能量’，理论自觉是个理论的巨大‘正能量’，它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理念、思考问题的方向。” “如果没有郑杭生这样的重量级社会学家奋力争取，招生不可能恢复得那么顺利。” 华中科技大学雷洪教授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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