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方老师斑白的两撇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还有他说话的神韵。方老师语速很慢，身体不适时更是声若游丝。慢却稳妥，说话办事，一二三四，有条不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别人跟方先生说话，颠三倒四说了一大通，搅得人发晕。方先生一直垂睑静听，面无表情，简直像走了神。可等别人一说完，方先生马上应道，你刚才说的是三件事，第一件……再乱的一团语言麻绳，也被他轻描淡写理清了，桩桩件件、分门别类给答复。我在旁边见了，折服不已。
方先生荣衔颇多，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备受各方尊重，可你平时与他交接，从没见到他多么高调和张扬。听头衔明明炙手可热，观其人，却到底只是冷清角落里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这个人，一点儿没有“气焰”，却热度逼人。你禁不住要惊叹：他是怎么做到的？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1933年3月，方先生出生在浙东的农村。方立天一直记得他小时候摸鱼的那条小溪，还有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的烧香拜佛，半夜里叫他起床，走四十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佛像后面那个神秘的世界，如一颗种子，就此埋入了方立天幼小的心灵。
这个乡下孩子没受过像样的基础教育，读小学的时候正在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书读得断断续续。1949年，他刚刚从永康县初级中学毕业，常规的求学历程被打断了。1950年春，方立天来到上海，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短期学习，然后留校工作。
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在教务科打杂，当过校长文书，给领导写材料，也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过助教，上过中共党史等课，辅导过政治经济学等政治课程。那些杂事，方立天一言以蔽之，曰“浪费时间”。他风华正茂，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并为此担忧了。
期间，因为干部学校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老战友，方立天被派去复旦大学听课。他生性沉静寡言，独好读书。去复旦旁听，是他在干部学校工作期间，难得的一个美好记忆。
方立天至今还记得1956年某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有条半个巴掌大的通知，是当时行政院的通知，欢迎大家报考高等院校，其中在职青年参加高考的，任何单位不得阻止。当时方立天还不清楚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但对好学的他来说，这就是政务院专门发给他的通知。
方立天的目标是北大哲学系。他沉静好思，自然地倾心于理性思辨的哲学专业，至于学校，他要报考最好的。
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方立天分析了一下形势：政治、语文，没问题；历史地理，加紧学习也能过关；最怵的是作为参考的数学。他想，既然只是参考分，大概只要不考零蛋就行了，他因此决定放弃自学高中数学，只把初中学过的数学复习一遍。他还准备了一篇作文范文，居然押对了题。
那一天，方立天一进宿舍，看到桌上摆着自己的一封信，来自北大招生办，他双手一拍，好，中了。果然如愿以偿。他当即出门买了套新衣服，请假回了趟家，就意气风发地北上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洪谦、郑昕、张岱年、任继愈、任华等人都还在站讲台，图书馆藏书国内第一，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即使在冯友兰靠边站之后，作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方立天还是有机会与冯先生有较多的交往。在踏入学术殿堂之初，就有机会亲近先哲，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这为方立天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石。
在北大5年，其实正经上课的时间不到两年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方立天不是风流人物。一来他出身地主，二来还有“污点”。1959年，他参加北大和人大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去考察河南、河北等地的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较真的方立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把四亩地的水稻移植到一亩地里，这样“放卫星”，不是弄虚作假吗？方立天提出质疑，结果是北大因此开了他的批判会，方立天淡淡说：“开批判会的时候要求我做笔记，我很硬的，我不服。本子有多大，我在上面打的问号就有多大。”好在他没有反党言论，当时定性属于粉红色道路，还不算白专。但批判的人也说了，粉红色更坏，更有欺骗性。
政治“落后”，是没办法的事了。但方立天从不放弃学习。只要一有机会，就泡在图书馆人文阅览室。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方立天就坚持两点：第一，做人不能坏，把握住这个度，不留下人生污点；第二就是要学习，他坚信，现在这样的形势是不正常的，以后总会变化的，现在好好学，以后总有一天能用得上。这道理，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但心里的主意却是坚定明确的。无论是大学求学阶段，还是后来工作期间，方立天都严守这两条原则。
毕业是在1961年，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即使这样，方立天也不乐观，出身不好，政治上又不是“进步人士”，他很苦闷也很消沉。毕业生可以填四个分配志愿，方立天填的一水儿青海。
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哲、西哲各一人，其中中哲的人，就是方立天。
方立天总结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两个转折点，一是考上北大，二是分配到人大。这样专业对口，以后没浪费时间。方立天的另一个总结是：人生浪费的两段生命，一是1950到1956年，二是文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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