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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学问多从静里来

2014年12月24日15: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原标题:学问多从静里来

人从巧计夸伶俐

天自从容定主张

到了人大工作,除了教学以外,还要搞科研。中国哲学史时间跨度那么大,得有分工,中国哲学教研室便开会,要大家各自敲定研究领域。先秦、宋明都有人认领,唯独魏晋南北朝没人要,皆因那一时期思想太乱,研究难度大。方立天一权衡,没人做的更好,我做,就是要做难的,别人做不了的,这样做好了,无人能比。而且自己在北大学过,有基础,应该能拿下。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文人风流、佛教大兴的岁月。

魏晋时期的思想,基本上由道教和佛教两分。或许是因为童年的浸染,研究过程中,方立天对佛教更有感觉。他真真是有心人,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以后做中哲的人肯定越来越多,竞争也必然越来越激烈,自己如何能够突出呢?不行,除了中哲,自己还要有另外一手。一手中哲,一手佛教,学术的饭碗就端稳了。

可是,研究佛教,谈何容易?马克思已有定论,宗教是鸦片。不管是否是误译误读,在当时,鸦片就是宗教的定性。方立天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在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里,出家人还在传授佛教课程。方立天便每天从动物园坐15路公交到宣武门,步行到法源寺旁听佛教课。这还得悄悄地,瞒着单位。而僧界对方立天这样的“另类”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担心方立天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教师愿意来寺学习,很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冬天就要来了。当时的副院长周叔迦很慈悲,便允许方立天住到寺院。由此,方立天得以有机会亲近佛学院虞愚教授以及法尊、正果、明真、观空等法师,较为系统地学习佛教的历史、理论、典籍和仪轨。尤其是周叔迦,亲自给他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在寺里与出家人比邻而居,一住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界也有了实际的认识、同情的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毕竟是讲道理的,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但是他短暂的寺院生活在文革时就成了一条罪状,大字报批方立天,说,高校教员去寺院那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居心何在!

从寺里回来后,方立天又自己摸了两三年,渐渐摸出门道来了,开始做个案。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僧肇,一个个做将开来。

方立天为人谦和冲淡,温和有礼,心性却很高。他刚进入学术圈,就给自己立目标,写文章专挑最好的地方发表。宁可少发,一定要在最高级的杂志发。他也知道这样要求高,可能出成果慢,但他不怕,他知道,在顶级杂志发的文章,一篇顶很多篇。方立天到老了,不无得意地总结说,现在看起来,这些思路都是对的。

当时他就盯着《哲学研究》、《新建设》、《人民日报》三处。因为用心,居然每稿都中,从此信心大增。

1964、1965两年,他一口气发表了五六篇论文,其中学术处女作《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建设》上,另有《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僧肇的形而上学》、《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与批判》等。有一个小例子可以佐证方立天当年的论文质量。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一天,方立天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到身后有人感慨说,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ChineseStudies in Philosophy)杂志,翻译刊登大陆的论文,迄今只有三篇,一篇是侯外庐的,一篇是……方立天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吓了一大跳。这才知道,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5期上的《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影响早就传到了国外,而他在江西参加体力劳动,对此一无所知。

两年间刚崭露头角,文革爆发了。期间他下了三年干校,在江西打石头。当然想看书,可怎么敢啊?尤其还是佛教的书,更是想都不能想。方立天暗地里思忖,形势如此,自己也不能拧着来。至少可以通过劳动,把身体锻炼好,延长生命,也是重要的。他总要等到世界变化的那一天,有好身体撑着能干点事儿。

当时对于干校的政策,原则上是就地消化。方立天感慨说,这时候就看出领导的能力和水平了。人大的崔校长给江西地方介绍情况,很“客观”地说,人大这帮下放人员有“三多”:老干部多,工资高的多,年龄大的多。江西一听,不干了,崔校长就这样不动声色保护了队伍,使得人大学者没被打散,又整个儿回到北京。方立天说,这可以算人生另一个小小转折。如果真的留在江西,以后的学术道路怕是又不同了。

回到北京后,人民大学奉命解散,教师员工被拆散分解到各校。哲学系整个并入北师大。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满拧,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他努力锻炼身体,默默地思考,静静地等待冰消雪融的那一天到来。

春日才看杨柳绿 

秋风又见菊花黄

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文革结束了,人大恢复,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我请方先生用一句话描述自己,他回答:从不浪费时间。

在人大图书馆,方立天是个“名人”。他一大把年纪了,还每天背着书包,到图书馆里看书。一开始也有心理障碍,毕竟旁边坐的都是学生,但他能放下架子,他喜欢图书馆,图书馆好啊,有气氛,可以集中精力,看书效果大大不同,时间也有保障,不会有人找上门来敲门,别看这事那事的琐屑,吞噬起生命来,却是最有力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关门。久而久之,图书馆方面也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这样一来,他就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海阔凭鱼跃了。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一来,佛教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二来,很多名词概念生僻难解,万不能望文生义。最后,佛教派别很多,一派和一派的观点都不一样,佛教又太开放,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保留,导致大藏经卷帙浩繁,让人头疼。

记者问,佛经难读,怎么办?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肇论他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记者又问,佛教难治,怎么办?方立天又给了个笨答案:体会。佛教虽然也有理论性的,比如唯识宗,八识就是心理分析,要心理学基础,但主体部分,还是要有生命体悟在其中。

说到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方立天本来是可以极骄傲的,他的《佛教哲学》一书,可以说树立了中国佛教哲学的范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严肃的学术专著竟上了地摊。这并不是他唯一被地摊盗版盗印的书,方立天的书架上,就有一本《中国佛教和传统文化》,作为“莫须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方立天点点头,说,嗯,印得还不错。

但方立天自己最看重一本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当年为了这本书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佛学界和哲学界最大的头头脑脑们一齐亮相,盛况空前。方立天自称是“一本书主义”,他学术起步时就想着要写这么一本书,他在中哲、文献、历史方面所做的全部思考、资料的准备,最后都是为了孕育一本代表作。《要义》一书,他前后写了15年。如他所愿,他成就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本书”——当今但凡做佛教哲学研究者,都绝不可绕过的一本书。

一个人的人生,可以“尽在自己掌控中”吗?两千多年前的印度人乔达摩·悉达多也许会回答,是的。放下王子人生,独创佛陀人生。对于这个问题,方立天也可以回答,是的。以一本书为证。

(本报记者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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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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