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平
第三,中国对非洲投资战略亟需调整。必须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主要为“人道主义救助”、“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三种类型。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相比,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多半只注意与业务领域直接有关的产业投资。非洲经济发展长期落后,急需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得以在资源和基础设施一揽子新型合作的方式下,实现非洲基础设施的提升与中国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这层意义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体现着互利共赢的精神。
但是,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投资面临日益增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侧重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中国获取资源,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带来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而且会导致非洲国家的去工业化。这也是当年拉美国家的深刻教训。另外一点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了解很少,或者说也不愿意了解,以为可以通过国内通行的方式,只要搞定政府,甚至只要搞定最高领导人,就可以通行无阻。这不仅是不实际的,而且十分危险。前不久中国投资在非洲、缅甸,甚至委内瑞拉面临的困境与风险,表明中国亟需改变投资战略。
增强中国走向世界的“知识储备”与“智力资本”迫在眉睫
从历史看,各大国在崛起时都曾花巨资进行知识储备与发展智力资本。早期英国遍及海外领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代美国维基百科的地域研究,就是古今两个例证。二战后,美国为了打赢冷战,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普遍建立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域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关于世界各地区、各主要国家的研究中心。仅在华盛顿地区的各类智库就有成百上千之多。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成果为美国奠立全世界的霸主地位提供了知识和智力的支撑。
相形之下,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和智力储备显然不足。造成此种状况与目前中国体制的弊病有关。从全球化背景来看,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责任与问题的错位。我们处理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危机,多半依靠常规智力和权变策略来处理问题,欠缺中长期的设计和思路,以及重大的、具有长远战略影响的问题研究,甚至有的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该研究的也不去研究;而聚集了大量研究人才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却多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吊书袋式的学问”,忽视现实中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或者即便有了研究意向也缺乏研究资源,因此无法开展相关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经常是:有资源的没有能力研究,有能力研究的不去做研究,或者没有资源从事研究。
根据上述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所需的知识版块至少包括:
第一,关于投资对象国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包括该国历史、宗教、人文、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研究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相当一批专家欠缺现代社会科学背景,少有当代问题意识,外语水平很可能也普遍不高。第二,地域研究。即以一国为单位的政治、经济、外交(双边关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在这些层面已经有一些人力资本的储备,存在的问题是过度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倾斜。对中国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其他众多国家的研究力量十分薄弱。第三,超出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民族国家联合机构和组织的研究,如联合国、欧盟、东盟、“上合组织”、“金砖五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盟、非盟等。第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政策领域。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种族与族群问题、移民问题等。
只有系统地积累和掌握了至少上述四个版块的知识,并形成一支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知识生产的研究队伍,才能真正帮助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目标。
(作者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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