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中国政治精英产生如何避免“交情分利”

　　原标题：中国政治精英产生方式

　　为什么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政治精英

　　尽管人类为了更加平等的政治生活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我们仍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在影响众人生活的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大的权力，这部分人被称作政治精英。在政治人口中，没有成为精英的那部分人被称作大众。如果说政治平等是人类永恒的梦想，那么这种精英和大众的区分是永恒的存在。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与其说人们在关心平等的权利如何实现，不如说他们更关心不平等的权力如何分配。现实的政治学需要更多地研究为什么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政治精英，或者说政治精英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政治精英的产生与经济社会精英的产生有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前者需要让大众信服他们处于那种位置是正当的，也就是所谓具备某种“合法性”。政治学中有马克斯·韦伯的权威合法性理论，也就是所谓传统的、超魅的、法理的三种。然而，就政治精英的产生过程来说，这三种划分太过笼统和含糊，不具有太大的分析价值。要了解政治精英的产生过程，首先需要了解他们凭什么标准成为政治精英。一种更明确的和更具操作性的划分是身份、贤能、民意三个标准。这里强调的是政治体系相对稳定时期的标准，而不是政治体系变更时期的标准。

　　中国比较早地用贤能替代身份，作为政治精英的录用标准

　　在古代，以血缘、土地为基础的身份是成为政治精英的一个主要标准，世袭的王权和贵族政治支配了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欧洲尤其如此。这种精英产生的逻辑是相信统治者身上需要特殊的元素，这种元素是可以遗传的。当这些元素更多地被解释成后天可以习得的素质时，“世袭”的精英产生过程就变得难以持续。维持这种过程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强对世袭者的教育，英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该国贵族政治在世界上是较为成功的。

　　中国比较早地用贤能替代身份，作为政治精英的录用标准。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在孔子时代就已形成，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便确立为王朝治理的核心理念。无论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都是这一理念的现实体现，并各有优劣。科举制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程度更高一些，它作为政治精英群体产生的门槛具有优势，但针对具体职位确立人选时，察举制又具有优势。中国古代将这两种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生致力于引入西方民主共和的孙中山也承认，中国的治理智慧远在西方之上。这种贤能选拔的制度是这种智慧的主要成份，它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绝不亚于西方的选举制。受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之后，中国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变得越来越不自信，没有办法充分认识到这种贡献，甚至把它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废除，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败笔。

　　中西政治精英产生方式对比

　　西方的选举制实际上是采用民意标准选拔政治精英的一种方式，熊彼特的定义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民意制度的实质内容。这也是政治精英为了让所获得的权力具有正当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选票的计算而以一种确定性来反映大众的意见，从而让大众失去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政治精英的这种权力。这是以选举制为代表的民意标准在精英产生方面的优势。然而，它的优势被夸大后，就会容易忽视它的弱点。熊彼特等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论家是不太相信大众能够亲自面对公共问题做出有意义和有质量的决策的，他们相信这种决策需要精英来做。然而，选举制又如何保证选出来的精英是能够胜任这种决策的呢？答案是无法保证。2012年我去美国考察选举政治时，有一位中国通的老学者告诉我，就他了解的中美两国的市长来看，中国的市长比美国的市长能力强多了，前者知道很多东西，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确，中国的市长通常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优中选优，当市长之前，一般在不同的岗位上有过治理经验，能够应对各种复杂问题。而在美国，一个毫无治理经验的人，只要获得即时的民意支持，就可以当市长。这种即时的民意也许是当时某个热点问题的炒作，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他（她）具有治理一个城市的能力。这就是选举制的弱点。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尽管是通过革传统政治体系的命而产生的，但传统的选贤与能的治理智慧则被继承下来。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的产生首先有两道大门：一道是成为党员的大门，一道是成为公务员的大门。前者继承了古代察举制的优点，党组织通过推荐、考察，把大众当中那些相对优秀的分子吸纳入党，成为党内政治精英的后备大军。后者继承了科举制的优点。每年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报考公务员，一方面反映了政治权力在这个国家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众对这种具有确定性标准的选拔方式的认可。后者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让那些不是党员的年轻人也能够进入国家政治精英的后备大军。需要强调的是，入党和公务员考试只是成为政治精英两个主要通道，不是唯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