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5年来，经过打基础的第一个30年和跨越式发展的第二个30年，在国内国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现在已进入追求更高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增长的第三个30年，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如何面对新格局、新常态，迎接新挑战、新机遇？国庆前夕，我们特别推出这组“新常态·新特点·新对策”系列专访，围绕十八大以来我国新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请多位国内权威学者对若干重点领域的转型发展和全面改革发表见解、提出建议，敬请关注。
●承认失衡是根源，不意味着承认失衡是我们的责任，认真研究失衡问题，可据此深刻揭示某些发达国家造成失衡并引发全球危机的事实，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发展道路偏颇、经济结构失调且多年难以调整的深刻原因。
●如今，美国没有了要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责任的约束和压力，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完全脱离，正构成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矛盾，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无约束地仅仅立足于其国内目标，全不顾其他国家洪水滔天。正因存在这种基本矛盾，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才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所在。
●危机的恢复，一方面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向着多元化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决定权被逐渐弱化。在上述意义上，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开始酝酿。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独善其身，危机过后，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长期低迷，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持续高增长。因此，如中国这样发展迅速又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就成为一些国家怪罪的对象，将“全球经济失衡”责任加在中国头上。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李扬，从理论高度深入分析，澄清事实，正本清源。
失衡不是中国的责任
《经济参考报》：当前世界上有些国家认为，中国是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用“全球经济失衡”论将危机起因归咎中国，您对这个问题如何？
李扬：2007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无疑是被各国当局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偏爱用“失衡”解释危机的根源。将危机归诸失衡，将失衡描述为“全球”的，他们便得以轻松地将危机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类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说，“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云云，都是从这个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的。
中国有关部门自然对此论保持了高度戒备。在所有公开场合，特别是国际会议上，官方都避免使用这个词汇。有朋友告诉我，历次G 20峰会，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公报和首脑宣言中抹去这个用语和相关表述。
我们理解有关部门的这个避讳。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深心里总觉得如此避讳似乎是杯弓蛇影，甚至掩耳盗铃。平心而论，一方面，除去失衡，目前似乎还很难为危机找到更合适的根源；其次，承认失衡是根源，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某些国家“东引”来的“祸水”，承认失衡是中国的责任。相反，认真研究失衡问题，在国际上，我们正可据此深刻揭示某些发达国家造成失衡并引发全球危机的事实，在国内，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发展道路偏颇、经济结构失调且多年难以调整的深刻原因。
2009年初，我在伦敦参加由温家宝总理和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共同主持的全球经济学家座谈会。包括斯蒂格利兹在内的20余名全球大牌经济学家与会。我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座谈会安排了五位经济学家发言，我是其中之一。在向总理汇报并获同意后，我在会上专题阐述了对全球失衡的看法，要点有四：其一，失衡问题虽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关注，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伴生现象，则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便已存在。其二，观察布雷斯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70年代以后，先有亚洲“四小龙”，后有亚洲“四小虎”，然后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渐次加入了该行列。因此，如果说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机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国那里。其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称全球失衡，则世界各国的国内经济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要义，在于世界各国均致力于调整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由于当前的全球化是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他们显然应承担最重要的主导性责任。其四，中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开始便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施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力求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国内投资的过度依赖。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切实步骤。
从会上和会后的评论看，我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尊重。那次会议后，全球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
平衡与均衡是不同的概念
《经济参考报》：近日，失衡与再平衡成为一个时髦词汇，但经济学里似乎用的是均衡，那么平衡与均衡是一个概念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失衡与再平衡指的是哪一个？
李扬：失衡与再平衡这一对概念虽然总被西方政要挂在嘴上，但其中“衡”的具体含义，却总是语焉不详。要深入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如此重大的问题，就不能不先对“衡”做一番推敲。
失衡与再平衡中涉及的“衡”，主要有均衡(equilibrium )与平衡(balance)两种意思。
平衡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指“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和质量上相等或相抵”。
均衡一词来自物理学，指由于受到大小相同但作用相反两种力的作用而使物体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引申到经济学中，均衡是指市场上存在需求与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当需求恰好等于供给时，市场就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深入一步，经济学所说的均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瓦尔拉斯均衡，它强调市场供求相等，进而强调市场出清。另一种为非瓦尔拉斯均衡，强调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指的是系统中各个变量经过调整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非瓦尔拉斯均衡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延伸，即当有外力使均衡状态偏离均衡点时，仍有一种内在倾向使经济回复到均衡状态。这是一种稳定均衡。相反，如果外力使均衡状态偏离均衡点，经济不再能回复到均衡状态，那就是一种不稳定均衡。
显然，在经济学中，均衡与平衡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均衡是标准的经济学术语，并始终是经济学家讨论的重要概念。平衡的内涵则相对贫乏，也缺乏非常严格的定义，在很多情况下，平衡还用来指余额，表达供给和需求、资产和负债等在规模上完全相同的情况。
我们要讨论的全球经济失衡中的“衡”，显然出自均衡，因为我们并不特别关注各国国际收支是否存在正的或负的差额。相反，各国存在差额是一种常态，包括贸易顺差与逆差的失衡，进一步则是经常账户的失衡，再到国际收支的失衡，最后是全球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即主要发达经济体储蓄不足，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储蓄“过剩”，等等。我们关注的是，这种存在差额的状态是否能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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