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有“好“坏”之分
《经济参考报》：经济发展过程中，失衡应该是一种常态，我们对失衡也应该抱有一种平常心，但目前所说的失衡似乎对经济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是否有“好的失衡”与“坏的失衡”的区别？国际收支中的顺差与逆差是否决定失衡的好与坏？
李扬：一国对外贸易或国际收支出现差额(逆差或顺差)，是该国跨越国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因此，判断失衡的经济意义，要从资源动态配置的角度分析。据此，我们可以将经常项目失衡区分为“好的失衡”和“坏的失衡”两种情况。
“好的失衡”是一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配置消费和投资的最优决策，例如，经常项目逆差可以是动态的前瞻性储蓄投资决策的最优化结果。这种失衡非但无害，而且还可以达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效果。具体来看，好的失衡至少指的是如下三种状况中的一种：其一，对外失衡状况及其增减动态，恰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周期变化相一致；其二，本国经济结构基础良好，企业充满活力，宏观经济具有明朗的发展前景。在这些条件下，失衡现象出现，是国内经济主体优化选择所致，势将导致良好的经济结果；其三，吸收外资的期限结构和区域结构良好。因为，经常项目长期失衡，不可避免地会对资本和金融项目产生对应性影响。倘若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期限结构和区域结构合理，就会大大提高在经常项目失衡(逆差或顺差)恶化情况下，耐受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并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均衡状态的稳定。
“坏的失衡”指一国在利用国内外资源过程中，难以实现长期最优配置，导致经常项目失衡持续向逆差或顺差的单方向上扩大，造成经济结构扭曲，总体风险上升。主要表现是：其一，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部门结构不合理、出口导向型战略未能及时调整等；其二，金融结构不完善，包括不合理的储蓄行为、不当的贷款活动、金融监管缺失、本币定值过高等；其三，资本频繁流动，导致外部风险上升，并使原已存在的不合理对外债务结构在币种上和期限配对方面更加扭曲，外汇储备不足或者过度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失衡，同样，逆差并不必然意味着坏的失衡。因为，顺差和逆差的出现，都意味着一国难以在本国范围内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必须仰赖国际市场予以平衡，因而，跨境配置能力高低，是决定失衡状况好坏的决定因素。另外，失衡同时意味着资本与金融项目长期出现单方向国际资本流动，这将对国内金融体系产生持续性冲击。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不高，这种持续性冲击将通过汇率、利率、国际储备、信贷、债券等各类市场，对国内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长期面对一种趋势，国内货币政策事实上处于被“绑架”的境地。若无运行良好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及经验丰富的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效力将持续降低。
好的失衡可以持续
《经济参考报》：全球经济失衡若无货币的介入就不可能蔓延，那么作为核心的货币就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美元目前既有作为核心的权利却又不承担其应担负的责任，这种情况是否才是造成坏失衡的原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为什么依然成为了核心货币？
李扬：既然我们从均衡的概念上来讨论失衡与再平衡，失衡的可持续性便是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上“好的失衡”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失衡，因为处于失衡状态的国家实体经济健康，微观主体充满活力，发展前景明朗。
本质上，全球经济失衡是实体经济现象。然而，若无货币的介入，在“纯”实体经济体系中，任何失衡都无以产生。因为，“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本就未留出发生贸易差额的任何空间。
国际货币体系因素的介入，不仅使得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得全球失衡问题变得高度复杂化。如果全球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国家可以使用其本币进行清偿和支付，则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如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争论，重点便不在于失衡的原因和规模等等，而在于失衡可否持续：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国用本国货币来支付逆差，则失衡便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失衡便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可以大略把握失衡这种从可持续到不可持续转换的轨迹。
建立之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覆盖的经济世界便是一个失衡的世界。起初的基本格局是，美国贸易顺差和其他国家贸易逆差相互对应并长期存在。1960年，以美国的对外债务超过其黄金储备为标志，布雷顿森林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开始转变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相对应，并愈演愈烈。但是，直至60年代末，这种失衡仍然是可持续的。因为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美国享有用发行本币弥补经常项目差额的特权———而无论欢迎与否，世界各国都必须接受美元。1971年发生的“尼克松冲击”可谓转向不可持续的关节点。从那时开始，美国国内物价腾涌和美元对外价值一泻千里，使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感到维持美元本位已经得不偿失，于是爆发了持续近十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坏。
但是，美元的故事并未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寿终正寝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核心地位固然受到以欧元为代表的多种新兴储备货币的严峻挑战，然而，亚洲各国的相继崛起，客观上弱化了这种挑战。由于亚洲国家的货币绝大多数与美元保持密切联系，很多国家甚至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该区域作为美元的新“外围”的崛起，事实上重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强化了美元霸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因前苏联东欧国家“巨变”得以进一步巩固。90年代之前，苏联东欧集团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并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关键货币是卢布。苏东巨变后，集团内所有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其货币也不约而同地奉美元为新宗主。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体集体“投诚”，无疑为美元的货币中心地位提供了新的支持。
如此等等，致使一些研究者将牙买加协议后的国际货币制度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我们以为，若就美国依然享受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特权这一事实而论，称之“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固然无有不可，然而，若就美国在该体系内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而论，体系Ⅰ、Ⅱ就大异其趣了。如今，美国完全没有了要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责任的约束和压力，更遑论要为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调整成本。我们以为，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完全脱离，正构成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矛盾，使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无约束地仅仅立足于国内目标，全不顾其他国家洪水滔天。也正因为存在这种基本矛盾，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才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所在。
开辟新路径走向新均衡
《经济参考报》：引起全球经济危机的失衡要实现再平衡，您认为会以哪一种路径走向新均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会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李扬：全球经济失衡是当今世界的头号难题，努力实现再平衡也自然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任务，因为，始自2007年，至今仍在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由全球失衡而引发。
如果说危机的一般意义就是“脱离了常轨”，那么，所谓危机的恢复便可能有两种前程：一是回归旧轨，二是另辟蹊径。规模较小且涉及浅表的危机，经历一段时期的荡涤，在导致脱轨的因素被修复或矫正后，通常都会回归原轨，继续前行；而若危机在深层次上触及了体制机制，并且有了新的强大因素介入，则恢复的过程将走上新途。
此次危机显然是后者，因为，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呈现出两个重要的趋势性转变，这可能会使得此次危机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格局的开端。
其一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危机后，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持续高增长，更成为不可移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亏的历史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将被改变。
其二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式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伴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危机为基本特征。因此，危机的恢复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他们被自己呼唤出来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如G 20之类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产生。自然地，危机的恢复，一方面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向着多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决定权被逐渐弱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开始酝酿。
在这样的趋势性转变中，重建新均衡以及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首先，当前世界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这将有利于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其次，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和世界经济处于“治理机制变革期”，中国可以一方面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努力增强全球治理的参与能力。
如果说，全球产业转型、结构调整甚至治理变革，基本上是几十年来一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一个常态，那么，新兴经济体能够真正在经济总量上赶超发达经济体，却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新变化和新机遇。对中国而言，则更可能是千年一遇的机会。不过，能否抓住这样的机遇，在全球达成新均衡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却要看我们的发展方式能否成功实现转型，看我们的经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调整，看我们的经济效率能否持续提升，看我们的经济质量能否有效提高。
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记者 徐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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