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间如果缺乏互信,相互“搭便车”、互利共赢的情况就难以持续下去
马:“搭便车”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自己提供公共品后,别人也可以从中受益。其实美国也搭了很长时间的便车。19世纪英国海军非常强大,保障了全球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与安全,初衷当然是为了自己,但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受益。
李:通常而言,小国搭便车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小国安全难以保证,他必须有所依靠,而依靠的对象往往是大国,或者大国领导的集团。但是大国之间,一个大国搭另外一个大国便车的话,风险度就极高。如果一个大国搭另外一个大国的便车,那么驾车这个国家就倍加警觉,担心搭他便车的那个大国实力增强到要“抢方向盘”、取代自身的程度。这是大国和大国处理关系中,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两难。而大国之间如果缺乏互信,或者说互信度不高,那么彼此之间一旦有搭便车的话,也是非常不顺畅、非常曲折的。
美国在自身崛起的过程中,搭了英国的便车,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美国在搭英国便车之前,分别在1776-1781年和1812年—1814年美英战与英国打了两场战争。所以,英国是不希望美国搭便车的,但是两场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发现通过军事方式是打不败美国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还是一个区域性国家,英国则是一个全球性国家,他兼顾的不仅仅是美洲这一块,还要考虑到世界其他区域,所以英国又不得不容忍美国搭他的便车。美国搭英国的便车并最终取代英国,也不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还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从而客观上为19世纪搭便车的美国提供了一个超越英国的良机。如果没有这两场战争的话,美国搭便车搭到什么时候,还真是很难说的。所以,对于搭便车而言,尤其是大国搭大国的便车,是具有高风险的一件事情,非常考验大国的领导智慧和外交水平。
马:“搭便车”会让驾车的人吃亏吗?还是一种双赢的选择?一种是指责别人“搭便车”,觉得自己吃了亏；另一种是主动邀请别人“搭便车”,这体现了两国怎样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
李:奥巴马扭曲了一个事实,即他只强调了中国从美国那里获益的情况,而刻意忽视了美国从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获益的情况。中国是购买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达1.3万多亿美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开公司、设厂,客观上缓解了美国国内非常严重的就业压力；每年大量的留学生群体、旅游团体赴美,对美国国内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所以大国和大国之间,如果是彼此搭便车、或者说相互接受搭便车的话,就需要构建一种信任关系,只有相互信任了,这样一种相互搭便车、互利共赢的情况才能持续下去,而且不存在一方占便宜、一方吃亏的问题。美国单方面指责别人搭便车、觉得自己吃亏,其实反映出美国的霸权心态始终挥洒不去,是一种霸权心态在作祟。他担心美国的首要位置或霸权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展现出来的是美国越来越不自信。美国外交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以是不是美国的盟友,来衡量搭便车是自己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是他的盟友的话,坦率地说,美国还真愿意做出相对的牺牲,当然前提是这些盟友支持他的霸主地位,比如二战之后的西欧和日本。而如果不是他的盟友的话,美国自然而然地就反感搭便车者。
所以美国一再声称,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繁荣的、稳定的中国,坚决不承认他在做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的事。但实际上呢?他的所作所为让中国周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敏感,中国周边因美国的强力卷入而纷争增多。所以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体现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两面特色,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美国在口头上说中国要承担更多责任,但实际行动是,中国只要一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要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他就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的霸权,就炒作“中国威胁论”；而中国什么事都不干,美国就说中国搭便车。这些都反映出美国对华外交,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特点。
另外,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附加很多条件。你要搭便车可以,但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经济架构,建立起一种合乎美国人要求的那种制度体系,或者所谓的自由秩序。而这样的一种要求,毫无疑问漠视了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文化传统的多样性。
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欢迎搭便车,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外交的包容大度、互利互惠、友好平等。历史上,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一个传统,就是强调要惠及他国。历史上,中国周边国家名义上说是向中国进贡,但往往中国给他们的“回礼”也就是实际物质利益,要远远多于他们进贡的那些象征性的物品。现在中国对周边区域繁荣的贡献得到普遍认可。所以我们说欢迎别人搭便车,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真诚想法。同时我们对搭便车的政策是尽可能的包容性,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文明归属的国家,都可以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之中搭中国的便车。这也是中美之间在搭便车中的一个很大不同。
崛起国家和原有霸权国家之间必然以战争来解决纷争,这种西方式思维怪圈不适用于中国
马: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索马里护航、非洲维和行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与国际社会或者美国所希望中国负的责任是否一致?我们又应该如何担负起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责任?
李:在负责任方面,中国和美国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我们绝对不可能按照美国对中国的希望来规划我们自己的国际责任。国际责任我们不拒绝,我们愿意承担,但是我们承担国际责任一定要注意几点。首先,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权威性不能挑战。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许多行动具有非法性,把联合国搁一边,自己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非常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些活动,如索马里护航、非洲维和等。其次,我们承担国际责任,一定是涉及中国自身重大核心利益的,比如说亚投行。再次,我们承担国际责任,强调要对国际社会负责。美国是问题出来了他要承担,但他实践责任的过程往往以地区混乱告终。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顾头不顾尾,造成混乱自己就走了。承担国际责任,强调的是要对国际社会真正负责,要善始善终,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承担和我们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绝不是超越于我们现有能力之外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坦率说主要是西方,有一种捧杀中国的论调,希望中国承担的更多。他们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提供的资金更多,从而解决由其他国家不负责任的政策导致出来的严重后果,比如美国在伊拉克的烂摊子。再比如2008年美国提出来的G2,很明显就是对中国的捧杀,把中国推到前面,意图就是花钱的事中国来干,然后发挥领导作用还是美国来干。
马:“后起大国总会挑战现存霸权,不能设想中国届时会是一个例外。”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这句话,反映了很多西方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您也曾说过,能否打破“历史魔咒”对中美两国都是一个挑战。
李: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破除既有观念对行为的束缚。美国或者说西方的观念,比如“权力转移”等理论,认为新兴国家和既有霸主国家之间总是会出现战争。这种观念在美国和欧洲是比较流行的。但这虽然是西方历史传统下的一种常态,其实却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是东方国家,和西方的历史传统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定要破除崛起国家和原有霸权国家之间,必然以战争解决纷争这种西方式的思维怪圈。其次,从长远角度看,中美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在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上推动国际体系实现渐进性变革这方面应该说是有共识的,双方关系不必然是冲突的,不必然是敌对的。美国应该客观地承认,他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之中受惠良多。而不是中国发展挖了美国墙角,相反中国的发展和美国自身的发展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第三就是领导层要负责任地引领两国关系。尤其是美国的领导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提出来的,我们的立场已经很坚定,态度很真诚。所以,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构建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决策者能否会真正地相向而行,美国的政治精英能否负责任地制订对华政策,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最后就是双方之间要鼓励各层面人员的沟通交流。政、商、教育、人文、旅游,全方位的联系建立起来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中美关系合作要远有利于敌对,再有美国政客为中美合作关系添乱的时候,民众就不那么相信这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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