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如此，城市亦然，农民如此，市民亦然，凡市场之手触及之所，莫不如此。由于不断去组织化，导致基层社会组织涣散、党组织涣散，宗教、邪恶势力便乘虚而入。由于听任市场调节，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如此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对立日趋明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和谐社会”的粉饰成本不断提高。
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为其中一员的概念。“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⑩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大众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今日中国，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推来搡去之下，社会人蜕变为经济人，人的自我、传统、政治认同感日趋缺失，社会不断被去组织化、去阶级化、碎片化，呈现出一盘散沙的面貌。
经济安全：去工业化在加速，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威胁，应当是不断丧失的货币主权——人民币发行权以及定价权。人民币发行与定价表面上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说了算，实质上，入境的美元占款占人民币基础发行的80%左右（即人民币被动发行与自主发行4:1），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加上美国的“汇率操纵国”大棒，决定了汇率价格实际由美联储决定。人民币貌似是独立的主权货币，但实际上是一类美元化货币，即一种美元券。在这种情势下，倘若人民币国际化走得越远，力度越大，那么在“美元陷阱”中就会陷得越深。今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系列之困”，包括令实体经济难以存活的高利率，其重要源头就是丧失了货币主权。货币主权丧失，直接威胁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进而威胁国家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货币主权丧失，最终将中国置于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今，在太平洋两岸，中国客观上“去工业化”与美国主观上“再工业化”构成世界经济最独特的风景。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痛定思痛，推出“再工业化”国家战略，抢占国际分工高端的商机。通过“量化宽松”超常规货币政策，释放出充裕而廉价资金，以收购世界高新企业，振兴美国制造业。金融危机前，美国掌控世界24%的高新企业，如今的份额已上升到70%，从而为美国赢得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契机。与此同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凭借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以及相关主要经济指标（如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判断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无望的情势下，积极推动城镇化、信息化与金融化，即以“去工业化”来促进国民经济（实质是GDP）的增长。
国家主义者认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今日西方的发达关键在于经历了成功的工业化；拉美、东南亚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这些国家受到自由主义海妖的“华盛顿共识”歌声的诱惑，不断扩大开放。过度开放导致民族主导产业丧失，进而被跨国垄断资本控制，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断。如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华盛顿共识”在中国财经界很有市场，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以及自由化国际化开放，令中国主导产业不断为跨国垄断资本掌控，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长期无望的情势下，自由主义学者开出了大搞自贸区、发展服务业、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药方，去工业化的声势越来越大，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中断的危险与威胁。
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拉美等国的教训表明，在保持主权独立前提下，唯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方可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面貌，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今天以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核心问题是集中有限资源，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最终锻造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去工业化，并诱导中国走“新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与国际化）道路，是西方敌对势力、国内买办势力孜孜以求的目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推进中国工业化的核心力量是国有企业，削弱与干掉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使中国脱离工业化轨道。而一旦中国脱离工业化轨道，极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附庸化，即“西化与分化陷阱”。全球化下今天的中国，没有国企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多年来，跨国垄断资本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不等价的贸易交换，经由知识产权盘剥、中资境外上市等途径，近乎榨干了“中国制造”。在今天的中国，跨国垄断资本利用30%的资产掌控约50%的股权，谋取接近80%的利润。在中国努力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当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正磨刀霍霍，极尽各种金融手段洗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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