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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伟:邓小平对强国目标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的深刻思考

2014年08月21日08:32   来源:红旗文稿

二、四项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些社会基本问题要自信表达

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一些干巴巴、空洞的条条,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他的生动阐述中,采取的是一种坚定和自信的表达方式。他在这篇讲话中多次使用“信心”、“坚定”、“坚定不移”、“充满了希望”这样的词汇,以坚定和自信的语气,清晰地阐释了四条基本原则的内容并回答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常识问题。

第一条,既讲道路自信又讲制度自信,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经过十年“文革”内乱,怎样审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历史进程中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诞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没有间断过。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国际国内再次泛起“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对这一点,邓小平自信地说:“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他首先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视角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其次他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相反,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再次,他列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资本主义制度中不能避免的“各种极端严重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邓小平也客观地解释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后来在多种场合也谈到过,中国式的现代化能否成功,核心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条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条,制度自信中的政治体制自信,回答的是民主和专政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与专政方式,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也是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早在1954年,毛泽东在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进行说明时就曾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其中的理由是我们的宪法有两大原则,即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他在解释民主原则时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页)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毛泽东之所以表达得如此自信,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产生了怀疑。对这一点,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他批评“文革”期间的所谓“全面专政”的做法,指出:“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邓小平认为,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候,必须向人们讲清楚,为什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前提,讲清楚在这种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所有劳动者所共同享有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邓小平坦陈,过去我们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他提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同时,邓小平也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次讲话以后,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讲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他认为“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365页)

第三条,制度自信中的领导体制自信,回答的是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才能组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党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没有回避,但他强调,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他提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总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以坚定的语气告诉人们,要担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我们的核心和关键,是党的领导。他说:“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

第四条,理论自信,回答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针对一些人对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非议以及极少数人的“公然反对”,邓小平坚决地回应说,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他批驳了社会上流传的“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和“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还提醒人们,要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正确认识领袖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后来还在多种场合告诫人们:“老祖宗不能丢啊”,“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同上,第368—369页)

除了对四项基本原则即“四个坚持”中的每一条都高度强调和自信表达外,邓小平还特别指出,这四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仅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而且它们与改革开放政策也是相互依存的。到了晚年,越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越强调这一点,表达起来也越坚定、越自信。他说:“‘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他特别提出:“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提醒人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哪一条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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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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