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的崛起更需杰出领袖的权威保障
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
与传统大国的崛起不同，后发国家的崛起既面临着“弯道赶超”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完成国家转型和应对既有大国竞争的双重挑战。及时地把握历史机遇、成功应对挑战，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关键。
美国比较政治学代表人物阿尔蒙德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是经过平均250多年发展才达到今天成熟稳定的程度。而对于大多数在二战后才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却面临着，“在建立起有效的中央决策机构和形成促进民主参政的组织之前，就受到了要求为民主参与决策开放渠道的压力；在具备生产福利的能力之前，也受到了要求分配物质福利的压力”。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国家甚至连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尚未完成，更谈不上形成发展现代经济和进行有效治理的能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国家无论经济基础、文化教育水平、制度建设，还是普通大众的现代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
因此，面对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重任和既有大国的竞争压力，后发国家的崛起更需杰出领袖的权威保障。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典范，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在威权领袖治理下实现的。
杰出领袖的权威有助于确保国家的稳定转型。面对总体较低的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地区状况和多样化的内部诉求，没有足够的领袖权威，不仅难以确保内部稳定和秩序，也难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发展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停滞与动荡的泥潭，就在于缺乏一个有足够威望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以平衡不同个人、群体和地区的诉求。
杰出领袖的权威有助于集中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面对既有大国的竞争压力，后发国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如果亦步亦趋追随那些大国的步伐，其结果将是步步落后。唯有借助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抓住历史机遇，首先在关键领域实现优先赶超，再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才能实现全面赶超。
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国家转型和既有大国竞争的多重压力
需要权威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政党和政府，克服社会分歧，确保稳定转型，并有效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抓住机遇，实现赶超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17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梦想进行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中国梦”的提出，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现在比过去170多年里的任何时候更接近于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但与此同时，历史积累和现实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在空前激化。同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国家转型和既有大国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依然需要权威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政党和政府，克服社会分歧，确保稳定转型，并有效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抓住机遇，实现赶超。
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制度比较成熟健全，政党功能逐渐退化为选举工具，领袖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交易和协调。在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威领袖在破除积弊陋习、倡导新风、凝聚人心、确保稳定转型方面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伯恩斯发现，变革型领袖除了主导战略决策和组织协调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道德领导。这种道德领导不仅在于领袖本身在言行上符合公认的道德要求，更在于以一种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方式唤起国民对其雄心和目标的认同。在当前的中国，领袖身上这种源自于强烈国家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雄心和目标，不仅有助于激起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共识，缓解转型过程的分歧和矛盾，还有助于维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弥补转型时期的制度空白。
从实践来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在于人民。大国的崛起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积极性的机制。面对日益复杂的挑战和不断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缺乏成熟的参与习惯和健全的制度渠道，民众被激发起来的政治能量难以得到有序释放，反而会导致动荡。因此，亨廷顿强调，只有协调好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的关系，才能够实现成功的现代化转型。在当前中国，由于法律和制度的滞后，民众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有限，政治意识和参与习惯还不成熟，必须借助领袖和政府的权威有序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任何一种机制的有效运行，都需要与之相应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无论是在其初始启动阶段，还是后来的长期运行中，领袖的率先垂范都将产生不可替代的示范效应。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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