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是迄今为止在最高层级谋划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战略。这“两最”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用新思维深入解读。

　　顶层设计首先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

　　我们必须承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京津冀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这种落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暴露出体制的落后。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没有相当的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走到“顶层”的高度。首都经济圈的早日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的聚焦，更是改革这把利剑在体制胶着中的较量。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深化到京津冀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中去，啃了硬骨头，才能产生改革的深度效应。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看我们能否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在能力上展示“设大局、下大棋”的国际水平。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当其冲须聚焦一个字——“破”——破除一切阻挡“首都经济圈”形成的障碍。

　　首都经济圈的“障碍清单”

　　“首都经济圈”究竟被什么阻碍了呢？一是行政区划障碍导致缺乏跨界思维。行政区划天生带有行政的权威性和较为固化的框架，这种权威性和框架便于区域管理，但是不利于要素的流动。当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自由流动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垒，就犹如大潮遇到堤坝只能折身返退。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按理说，北京、天津如此大的两个城市双子座，联动效应至少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大于二。然而，现状则是两强相峙，结果不仅没能一加一大于二，反而产生了互相排斥的“物理效应”。因此，京津冀在体制上要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也要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我们必须要有跨界思维，大量植入商业元素，开辟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我们必须反思为何京津冀一体化格局十年未实际形成，“靴子”为何迟迟落不了地？当下中国，虽已进入全球化，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但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各地依然习惯于画地为牢，只要在地域边界处，思想上、制度上就会竖起一道城墙，拒人于城墙之外。“一亩三分地”意识强烈，融入与合作意识必然缺乏。这就导致我们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资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小农意识强化了落后体制的顽固性，而体制的庇佑又使得小农意识在官场很有市场。站在“小圈子”作“大评价”，这就使得“一亩三分地”永远进入不了大格局。以小农意识为根源的狭隘的政绩观，使人坐井观天，既耽误自身发展，也延误了大局。以语言为例，中国的方言之多，既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客观上也是一种交流的壁垒或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交流障碍，我们推广了普通话。而今天，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又何尝不需要用一种新的“经济普通话”来推翻以往的壁垒呢？农村的改革要将土地集约化使用，放大了看，京津冀一体化也是要将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动融入“集约化”大格局。我们必须要有“转身思维”，把小农转化为“股东”，完成身份的转变。

　　三是缺乏工业化思维。京津冀一体化的障碍，还在于管理思维的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必须全面导入工业化管理思维。一个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仅仅是生产和使用工业产品的时代，而且是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管理思维表现在顶层设计中，就是将社会诸多要素看成一个个齿轮，再将这些齿轮进行最佳排列组合，以产生最优功能。工业化管理思维讲究标准、流程、精确，最终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与之相对的 “小农管理思维”，更多则是碎片化的随机应变。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这些齿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排列才是最佳组合？在工业设计中，从来不会人为地放大一个小齿轮的作用而放任齿轮组合不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原来那种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语文模式”转化为“数学模型”，用坐标和数字清晰地勾画出首都经济圈的确定框架和最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