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上述主张的基础，无疑是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利益范围的扩大。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秩序，但也不再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瞻前顾后、三缄其口。
中国的主张可谓是经济发展与安全并重。这是因为中国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与安全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建设一路一带，加强互联互通，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等建议，无疑是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安全领域合作的“虚”（譬如安全合作论坛）与“实”（譬如执法安全合作、亚洲安全应急中心）与平台建设，则是未来建设常设机制和机构的探索和试验。而文明对话更是促进亚洲国家人民、宗教之间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经济、安全与文化三位一体，多管齐下，可以构成亚洲安全机制的基石。
中国的主张和目标是亚洲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应对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无意单独为亚洲提供公共产品，因为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能力，更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是亚洲事务要由亚洲人自己主导，不是建立排他性的、针对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军事政治联盟，而是广泛的对话与合作。亚洲的公共产品只能由亚洲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提供。
未来亚洲安全合作展望
习近平的亚洲安全观对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关系到实现亚洲的全面繁荣、合作与发展的前景。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处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期，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亚洲安全观提出的时机与中国自身的变化趋势相契合，是中国应世界和亚洲大格局的调整与变革而提早布篇谋局。
如何通过不懈努力，将亚洲安全观落实在一系列常设机制和平台，使之成为安全合作的有效工具，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和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复杂性。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大国，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区域大国，从区域大国到全球大国迈进。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型国家。184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中国案例在亚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而中国文明能否有新发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从当前来看，中国主动下调经济增速，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正。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中国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无疑为亚洲经济体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
其次是世界发展的复杂性，这里既有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崛起等因素。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和转换是否平稳，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是亚洲国家内部发展水平千差万别，诉求也是千差万别。一些新独立国家万分珍惜自己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合作当中对涉及主权的问题十分敏感。这意味着在维护亚洲安全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到这些伙伴的关切，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第四是目标设定，也就是亚洲安全领域的议程设定。结合近年来中国一系列倡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运行的经验，可以得出结论是，亚洲地区未来全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必然不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国主导，而应以协商一致原则为根本，务必使所有参与者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尤其是小国的诉求与关切必须得到较为恰当的安排。
相信亚洲在安全合作方面有能力建设一个个平等合作、排除特殊优先责任和双重标准的平台。而中国与亚洲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有可能成为新架构的基础政治原则。相信亚洲智慧应该能够使我们建立起适合本地区特点、行之有效的平台，使亚洲未来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造福亚洲人民和世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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