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贾文华 （万鹏 摄）
[主持人]:谢谢冯教授。其实习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让世界更客观认识中国。他说，客观上来说，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状况，包括外交政策，有赞赏理解的声音，但是也有理解偏差的声音。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贾教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让世界更加客观地来认识我们？
[贾文华]:这确实是一个目前对于我们中国外交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从习主席，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所谓的狮子的角度，还有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文明的角度。实际上他也是一种如何让一个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载体和一个观念，来促进对于中国的认知。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去进行讨论。的确，中西方之间的确有重大的差异。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基督教文化讲的是天学，佛教文化讲的是鬼学，我们以儒学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文化事实上讲的是人学。你说这么大的差异，我们不寻求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确实，你要想让世界相信，你发展了，你就不会称霸，可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贾文华]:就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个人觉得，对话合作而非对峙对抗依然是主旋律。但是，关键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即便是要对话、合作，是侧重双边，还是多边，或者是双边与多边兼顾，这大概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切入点。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想促进国际社会对我们中国的理解和认知。首先要明白我们近些年来，尤其是冷战之后，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的变化。一个就是经济力快速上升，导致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就是你没有办法平抑的忧虑和顾虑。许多网友知道保罗肯尼迪这个学者，他在80年代末写了一本《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就是冯教授刚才提到的国强必霸的逻辑，就是这本书开启来的。但是时至今日，大国国强必霸的逻辑依然西方很多政要解读中国发展崛起的一个立足点，同时也是许多东亚国家叫嚣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第二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我们任何的双边，也包括多边行动，它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地区，甚至全球性的影响。这个我们要客观认清，你确实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所以你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是怎么想的。第三个，相对来讲比较近了，美国重返亚洲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原来的亚稳定的状态，实际上是被打破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以和平对话的方式促进对中国的认知，事实上难度是加大了，这种对话机制的选择，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继续和平交流与对话这样一个途径来加强对我们的认知，究竟优先选择哪一种？我想首先一个前提就是，目前我个人认为，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力量：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这四大力量实际上可以分解出六组双边关系，而在这六组双边关系当中，中欧之间基本没有直接的基于地缘、军事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冲突，所以，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注重于促进中欧合作、中欧对话，一定程度上可以平抑其他双边关系里面我们可能引发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事实上，这四大力量条件下还可以分解出四组三边关系，有学者说我们应该在中美欧大三边框架下来促成建立一个第二轨道外交的对话机制。我个人觉得，如果要选择三边，可能中美欧不一定是首选，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在经济范畴内的竞争，已经是直接化了，由原来的互补性关系现在变成一种直接竞争的关系。第二，美欧事实上是天然的北约框架下的战略安全同盟，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是一个客观。我们过早介入其间，可能增加对我们的信任、理解有一定的障碍因素。如果说克里米亚问题包括乌克兰的问题升级之后，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布局可能能够值得我们关注，如果我们是在中美俄欧四边框架内来建立机制，可能更有利于我们作为一个调停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样也可能相对能够平抑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诸多忧虑，增加对我们包括冯教授刚才说的，我们和平之狮的这样一个认知和理解，的确我们周边国家，许多国家，真的是吓得睡不着觉。当年希拉里到东南亚的时候，好多外长抱着她痛哭流涕，他们吓到了这个程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确实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他们究竟在怎么想，从中找一些，还是我们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庸之道，过犹而不及这样一些路径、智慧，应该运用到我们问题的解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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