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陈云同志给我的印象

“原则问题，该顶必顶”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不仅要看他能否把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同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联系在一起，还要看他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牺牲的勇气。这种牺牲可能是流血、掉脑袋，也可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冤枉和打击。陈云同志历来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敢于顶不正确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占据上风。他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最欣赏的干部是在原则问题上“能顶”的人，称赞他们“头皮硬”；最瞧不起的则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一边审阅十二大报告稿，一边不时让我把他对稿子的意见转告给起草组的负责同志。有一次，他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后来，十二大报告吸收了他的这个意见。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以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

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的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里说到的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现在知道的人很多了。但此前还有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也是顶“两个凡是”的。那是1977年3月，开会前，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打“招呼”，要求会上不要提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的问题。陈云同志不顾压力，在发言中照样说了“四人帮”粉碎后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这两件大事。事后，简报组提出他的发言删去这方面内容才能登简报，那位负责人也亲自登门做他的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的这份发言果然没在简报上刊出，但其内容还是不胫而走了。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行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作“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他这四句话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综合部门的。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一些地方和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那个地区那个部门的项目、投资尽可能搞多一点，产值、利润尽可能搞高一点，发展速度尽可能搞快一点。但资金、原材料、动力、运力就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计划、财政、物资、商业、粮食、银行等综合部门，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压力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屈从于压力，勉强答应那些做不到或一时虽然能做到，但从全局看长远看并不利的要求呢?还是顶住压力，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办事呢?这对于综合部门的干部和领导综合部门的陈云同志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陈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过两次较大的国民经济调整，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两次调整开始时，阻力都相当大。如果不是陈云同志顶住压力，一抓到底，根本调整不动。就拿第二次调整来说，许多干部想不通，这也舍不得，那也不愿丢，甚至认为经济情况没问题，调整是多此一举，会因此耽误时间；基建经费不够可以借外债，即使搞一点通货膨胀也不可怕。结果，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时间，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就很害怕。对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邓小平同志完全赞成，全力支持。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他明确指出：“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但是，情况稍有好转，一些同志单纯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工农业总产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国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陈云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个苗头，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提出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十二大之后，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这两个10年的区别。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他说：“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更是无所畏惧，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发生时，他正在外地养病，但当党中央发出两种声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由于他当时任中顾委主任，又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的这一表态对于促进全党团结在邓小平同志周围、齐心协力平息那场政治风波，起到了其他人难以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