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卢梭与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 独家连载

劳动成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

精神哲学根据其神学起源对自然科学和由自然科学促成的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认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却没有积极地表现自己。

——卡尔·洛维特

当《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风靡欧洲的时候，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拥有“十大武功”的乾隆皇帝足以成功击退来自廓尔喀和回疆的挑战，更雄视海上的荷兰、英国势力如同海盗、倭寇。乾隆时代，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32��5％，即使是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不能与康乾时代的清帝国比肩。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在卢梭看来已经日益腐化，而且即将走向衰落和崩溃。

卢梭预言清王朝必将垮台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竟然按照一个人是否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来选拔官吏；第二，中国普通百姓缺乏读写能力，在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权并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于欧洲，换言之，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卢梭这样说：

我们为什么要到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事实的证据呢？其实，可靠的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如果他们不是满身恶习，如果罪恶之事在他们中间不是司空见惯，如果大臣们都有见识、法律都很严明，如果这个庞大帝国的众多居民能保证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那些饱学之士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满身的荣誉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让它处处都是奴隶和坏人吗？

清王朝固然在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艺术上也是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但是，这种令人骄傲的文化却与现实的生产活动无关，中国士大夫文化鄙视劳动者，因此，它就不能发展出欧洲那种立足生产实践又推动生产发展的科学。

自汉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即以周之“文饰”教育选拔社会精英，魏晋尚清谈文辞，至南朝梁武帝，则开创了以“诗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国，即看到这“重文”之弊，《资治通鉴》说：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这番话非常著名，只是他虽看到了问题，却不能纠正，而唐开“文辞进士科”，则进一步助长了虚文作风，可见风气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实难以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观察同样是敏锐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士大夫文明，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脱离现实的，便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李谔所谓“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还没有学会数数，便先学作诗，而这也便是卢梭这样沉痛地说道的：

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

卢梭问：欧洲的科学进步了、艺术繁荣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饭吃的人越来越多了，关心现实中劳动者处境的人反而更少了，因为有本事的人都去追求学术和艺术去了：

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从人们采取的办法看，似乎是担心农夫太多而哲学家太少。我不想在这里贸然把农业和哲学加以比较，人们是不喜欢做这种比较的。我只想问一问：什么叫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里讲了些什么？

大哲学家们啊，我们是从你们手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知识的，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教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是不是就不会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就不这么为人所畏惧了？是不是就不这么繁荣或者更加邪恶了？现在，回过头来谈你们的业绩。请你们想一想:连你们学者当中最有知识的学者和公民当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业绩对我们的用处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么，对于那一群空耗国家钱财的不入流的作家与游手好闲的文人，我们应当怎样评说呢？

清代的郭嵩焘是驻英大使，这个人算是严复的入门师傅。作为一代改革家，郭嵩焘深刻地批判士大夫的作风与文风，他说：唐代重视艺术和文辞，宋代重视致知穷理，这统统都是对知识的败坏，而从那之后，中国文明就走了歪路，因为士大夫与老百姓心里隔着一座大山，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统统与老百姓的生活、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这样的知识越多，知识者便越反动。而郭嵩焘的看法其实也与卢梭相同，即认为与现实生产实践无关的“艺术和学术败坏了人类”，“文士”和理学家们更把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当成“贱业”而加以鄙视，而这样的“文士”和欧洲的形而上学家一样，实则乃是游手好闲的“闲民”，统统是些无用之物，是文明发展的绊脚石：

古无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其能为士者，与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养。其有禄于朝，则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则任为府史。……至汉犹然……或历仕公卿，或怀道守节，隐见不同，而皆不辞贱役，所资以为养然也。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博带，从容雅步，终其身为士者，而士之实乃终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