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卢梭与中国

这就是说，战国时代卿与将是不分的，此即所谓“出则为将，入则为卿”，文与武也是不分的，“士”并没有脱离现实事务，更未将此视为“贱业”。大规模崇尚虚文的作风是唐宋之后才形成的，郭嵩焘指出：这种作风不能被视为中国文明的进步，毋宁说是文明的退化。

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非常适合发展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有适合这种科学水平的“无为”观念，但是，这种“无为”的观念却像“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样，又不能使中国产生近代式的自然科学，因此，非有现实运动的干涉，否则立足于抽象思辨的无为哲学便很难产生近代科学突破。李约瑟把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的“官僚科举制度”阻碍了近代欧洲那样的商业行会的出现：

在中国文明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因为官吏体制的基本观念不仅与贵族封建制度的世袭原则相对立，而且也与富商的价值体系相对立。在中国社会里确实可能有资本的积累，但要将其运用于长期生产性的工业部门，则总是受到学者型官僚的压制，其他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活动无疑也遭此同样命运。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会从未获得过接近欧洲文明中的城邦商业行会那样的地位和权力。

但是，现代中国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则驳斥了科举制度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观点。与钱学森一样，竺可桢彰显了生产活动，特别是知识与生产结合，在近代科学兴起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至于时文八股的束缚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阴，的确与中国科学的不能发达有相当影响。但从两宋到明清凡是有识见的人，从朱晦庵、文文山，到顾景范、袁子才没有不痛恨科举，鄙弃时文的。有许多学者最初作时文为了要功名，等到有地位以后，就可钻研他们所喜欢的学问去了。所以清朝虽以八股取士，仍旧无碍于当时汉学的发扬了，从此也就可以晓得科举制度，并非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了。

据我个人的见解，近代科学即实验科学所以在中国不发达，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实验科学的最重要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难得做的。希腊的科学家对于几何学、天文学贡献极大，但是希腊不能产生实验科学，也是因为希腊人鄙视劳动的缘故。希腊以后，罗马时代对于科学可以说没有什么贡献，不久就到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等到16世纪中叶，才产生了近代科学的开山祖师伽利略。

竺可桢认为，鄙视劳动是我国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空谈心性、崇尚虚文的士大夫文化，中国和希腊都发展了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的科学，但都未发展出近代科学，这里的关键就在中国和希腊知识文明都鄙视劳动。因此他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应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观念，只有让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才能发达科学、实现富强：

今日学校里边的学生还是和从前士大夫阶级一样，仍是嫌恶用手，嫌恶劳动。希望教育当局能够在小学里边，就改移学生这种观念，这种态度，使个个小学生得到相当用手的训练。成人以后，以能自食其力为荣，不以劳动为可耻，则将来不但可以增进生产，减少消耗，而且可以发达科学。

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要发达实验科学，决不是仅仅买几座无线电、几架飞机所能了事，必得人人肯用他们的手来做实验，来做工作。

竺可桢认为，并不能一般地说作为“选贤机制”的科举制是坏的，但是，如果“选贤”依据的标准是脱离实际的“虚文”，如果这种“选贤机制”造成知识者与现实、民众与生产的隔绝，那么它就是坏的，而这也正是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归根讲起来，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此种机构，到如今还大部分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之价值上。”

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到近代以来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并不是因为中国一般地缺乏艺术和学术，更不是因为读书人不“价值中立”，而恰恰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个超越现实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就叫“士大夫”，他们的学术与艺术从根本上脱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不关乎产业经营，甚至无须动手，这些人实际上也没有宏济艰难的真本领，即所谓“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这就仿佛今天的中国托庇学术与艺术之振兴，以为只要有一批专家好好做学问，中国的科学就不再落伍，但这是十足的梦话。因为鄙视劳动、鄙视动手、鄙视试验和实践的士大夫传统依然存在，所以今天的受教育者往往是一进入大学便思“考公务员”，凡属吃苦、动手、跑路的专业亦因为“出路不好”而令人望而止步：

道丧而文敝，得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若规永叔、子赡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

钱基博先生的这些话，恰恰使得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令卢梭泪流满面的问题：知识活动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外圣贤们的心思其实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