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产阶级与现代迷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 独家连载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

在很多人看来，资产阶级——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无产阶级则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持这种看法的人，要么是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彻底洗脑，要么就是对真实的欧洲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杰出知识分子，会把资产阶级看做最没文化的阶级，会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为落后文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变种，视为一种现代迷信。

正像占有和盗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占有和盗取了“别人的科学”。如果说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继承和发扬的就是欧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学文化，即使那些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神学和迷信换成了“形而上学”这种貌似新颖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质上，神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正如上帝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样，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信用”，而这就是信贷制度——投资放债制度的基础。资本也并不是财富，恰恰相反，资本要消灭一切现实世界里的财富，为的就是将其转变为投资——“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资本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转化为投资即“对财富的许诺”，转化为“有待实现的财富”，就此而言，资本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而对于投资或者投机失败，对于“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许诺”会在现实中落空这个残酷的问题，资本投资家的回答倒是极其简单、天真而有趣的，那就是：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的投机——“相信上帝与你同在”。而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是“新教”，马克思则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这其实都是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活动自行增殖这个简单的神话的基础上。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活动建立在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这个想象的基础上，所以，“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就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而所谓“一切经济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这句十分简单的话，却深刻地说到了问题要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现代迷信。而这里的“信心”，就是对资本永恒积累的信心。

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建立在“信用”这个“想象的沙滩”之上，而并非建立在真实世界里的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并非建立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清醒评估的基础上。于是，现代知识的使命也就是把信仰归于想象，而把观察和试验归于科学——最早提出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英国一位由于被控贪污受贿而赋闲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位大法官于王阳明（1472—1529年）去世31年后出生，于明朝灭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岁的时候因在严寒中做实验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实力走势的大转变——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依赖“想象力”，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知识就是如此。实际上，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这样一种知识活动无非是人们头脑中概念与范畴的推演。

另外一种知识依赖“理解力”。所谓理解力，就来自对于现实事物的观察、试验和归纳，它不能依赖头脑的“冒测”，不能依赖“信心”，而是依赖现实中手的劳作、眼睛的观察，只有当头脑被手的劳作所证实，当事实纠正了“人心的冒测”时，真正的知识才能形成。这种真正的知识，就是科学。

培根指出，神学和经院哲学长于语言论辩，这是因为：语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上的结构，而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转变，依赖的只能是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树，但是“树”这个概念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树”这个概念，我们只能依赖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图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解释现实，这本身就是虚妄。

因此，培根对于经院哲学的批判不是与之辩论，而是指出“想象力”与“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们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事物，与在现实中通过试验和观察“理解”一个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人心的冒测”，简单地说就是“独断论”；他把自己确立的新的认识方式称为“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前者仅仅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已，并不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培根表示，对于“真理”，应该求助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必须誓绝那些无谓的“党争”，而经院哲学和神学一样，无非是靠动员人的联想和想象去制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觉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象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

在培根看来，文艺复兴也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人文学者”身上还带着教士的影子，他们争来争去，争的无非还是些抽象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培根把西方的“学术革命”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里说的“第三阶段或时期”指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神学和经院哲学有碍于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这就是因为它们把知识活动束缚在人的头脑之中，它们依赖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联想和幻想，它们限制着人类的观察能力，而对经验的鄙视则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

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眼睛的观察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培根强调：不能用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研究或干涉自然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