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产阶级与现代迷信

如果以今天的“常识”看去，卢梭对于希腊文明、对于文艺复兴进行如此尖锐的批判，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而我们倘把他的意见简单地视为“反对科学和艺术的传播”，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卢梭这里所指斥的“科学”，就是指与劳动和生产技术相脱离的、为人文学者和启蒙学者所崇尚的那种夸夸其谈，而所谓“艺术”则是指那种好幻想的、半神学的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凭想象过日子，它威胁着人类的理解力，毁坏着“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从而使人不能真实地了解现实世界。

实际上，卢梭深刻揭示了：如果人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与政治和生产劳动无关的事业（包括“科学与艺术”）上去，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统治，就很容易沦为奴隶而不自知。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并总结了欧洲各帝国、各王国兴衰的历史，它直指立论的核心，提出了支配人类历史运动的“黄金周期律”：那些奢侈腐败的文明，一定会被艰苦奋斗的文明所击溃，而这就是因为，前者拥有的是金钱，丧失的却是公民们在劳动和战斗中掌握现实世界的能力，金钱不过是想象的财富，而劳动产品才是真实的财富。

卢梭滔滔雄辩地指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共和国，一个特富，一个很穷，结果是后者打败了前者。罗马帝国把世界上的财富搜刮一空，结果却被不知道“财富”二字为何物的“野蛮人”所消灭。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英格兰人，不是靠别的法宝，而是靠他们的“勇猛与赤贫”。勃艮第王朝乃是欧洲最富裕文明的王朝，但它却被“最大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得到几张羊皮”的瑞士人所击溃（想必他提到的这个例子，一定极大地震动了第戎科学院的评委们）。西班牙帝国无比富裕，它还拥有整个美洲，但是西班牙帝国却被“一小撮捕鲱鱼的”荷兰渔夫们打得落花流水——卢梭说，这些事实无不揭示了一个兴亡之辨的真理，那就是：

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和公民。

要进一步了解卢梭对科学的态度，就必须将之放到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18世纪的法国尽管还不是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也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国像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为了战争和汲取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实行所谓的重商主义政策，即把贵金属货币看做唯一的财富源泉，因此格外重视金银的积累，同时集国家的力量发展工商业，积极增加出口、限制进口，因为重商主义者相信，只有贸易的顺差才能完成贵金属的积累。

重商主义的后果是明显的：首先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第三等级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政治权利，他们在思想上开展了启蒙运动，并最终联合起来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了惊人的贫困和道德的堕落；最后，重商主义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所谓“农业革命”）导致了农村的衰败、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的凋敝，“三农问题”严重破坏了法国这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国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

因此，卢梭对科学的批判、否定，首先就联系着他对重商主义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后果的批判。卢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使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一旦资产阶级垄断了科学与艺术，那么科学和艺术就只有一个目的，这便是赚钱。为了赚钱，科学家便可以造假药害人、造武器杀人而毫无愧色；为了赚钱，艺术家也可以鼓动迷信麻醉人民而心安理得。科学与艺术本来面向的是自然和人，但现在“自然秩序”和人全被败坏了，“自然状态”变成了只有金钱利益关系的“人为状态”。当然，这不是科学与艺术的罪过，而是科学与艺术“资本化运用”的必然恶果——卢梭对金钱社会之于科学与艺术的戕害的揭露，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卢梭对200多年前法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描述，就如同在描述今日之世界一样，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你仔细地想一想使人们心力交瘁的精神痛苦，使人们精疲力竭的情欲；如果你想一想穷人不堪忍受的过度劳作，富人耽于其中的更为可怕的骄奢淫逸，还有那些使一些人因匮乏而死、另一些人却因过剩而死的东西；如果你想一想各种食物奇怪的掺和，有害健康的作料，腐败发臭的食品，掺假的药品以及贩卖这些药品的江湖骗子，给病人用这些药品的庸医，配制这些药品的有毒的瓶瓶罐罐；如果你注意聚集的人群中由于污浊空气导致的流行病，还有因下列原因导致的疾病：生活方式过于讲究，室内室外进出频繁，增添衣服过于小心，以及所有那些细心照料，由过度地耽于声色转变为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若疏忽和戒除这些习惯便危机健康或生命）；如果你再把吞噬和颠覆整个城市、造成大量居民伤亡的火灾和地震也算在内……总之，如果你把所有这些原因接二连三地给人类造成的危险汇总起来，就会发现，由于无视大自然给予的教训，人类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

我们要想一想，人人被迫相互亲近，又相互争斗，出于责任而结仇，又由于利益而互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态！如果有人辩称，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每个人都从帮助他人中得到了利益，我就要反驳他，如果人们不损人而更能利己，那就太好了。合法的利益是决不会大于非法所得的利益的，伤害他人总是比帮助他人更有利可图。因此问题只在于寻求确保自己不受惩罚的手段，正是为此，强者用尽权势，弱者用尽心计。

此处我不想重提关于战争的事情，这在别处已经说过。……显然，暗杀、投毒、拦路抢劫以及对这些罪行的惩罚（……），都应当归咎于私有制的确立，从而都应当归咎于社会。

卢梭这里所说的“社会”，当然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即黑格尔后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卢梭说，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人们出于单纯的物质需要，即人们为了“彼此互相利用”而走到了一起，它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因此，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契约”去管束，那么，这些“逐利的社会动物”就将互相撕咬，直到文明的解体为止——而这就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论述的观点。马克思无疑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说：“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与卢梭一起为《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还有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实际上，卢梭的许多观点是与重农学派、与魁奈完全一致的。卢梭和魁奈都认识到，法国的社会是颠倒的：一群与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占领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在那里支配着生产活动。由于这种致命的颠倒，劳动者被鄙视，游手好闲者反而四处得好处，如此而指望法国生产的发展、科学的真正进步，那都是不可能的，法国的“风尚”败坏了，而这便是一切伟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征兆：

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如果还有的话，他们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一生贫困，被人轻视。那些向我们提供粮食并向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就是如此。

可见，与其说卢梭批判了科学与艺术，还不如说他批判了伪装成科学与艺术的形而上学“风尚”，批判了金钱社会对于科学与艺术的戕害。卢梭指出，在法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无非是那种曾经为培根所批判过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变种，它只是统治者们力图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的想象的产物，是无法通过观察和试验来证实的，是与现实的生产实践相脱离的。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变种，学者们宣言的那些观念和词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些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是在自然中根本就没有原型的，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可以要求老百姓们接受和理解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