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制衡机制与反腐败

核心提示： 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的不断更换的灵活性

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的不断更换的灵活性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国外看来，像中国这样一个“洲际大国”如何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包括权力终身制的消除，即邓小平提出消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也提出了对各级官员年龄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还有中央领导层面官员名额的地方分配

人民论坛：您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研究，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

李成：国内、国外都会有一些学者，他们往往认为中国并没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权力限制的机制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政治体制上，无论是以前的官僚制度还是其他的体系，都有其特有的运行和制约、平衡机制。不说这么遥远的过去，就看现在，实际也有很多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就像当年毛泽东在其权力顶峰时还讲到，他的权力虽说这么大，且不说管不了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本身，他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当然他这样说也有讽刺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便如毛泽东这样的强权领袖，或者说一个集权程度很高的领袖，他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并非完全不受制约。而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其治理模式主要是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本身就是一种分权。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包括权力终身制的消除，即邓小平提出消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也提出了对各级官员年龄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还有中央领导层面官员名额的地方分配。举例来说，中央委员会从十三大以来，尤其是最近的三、四次的党代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委员的地方分配上，全中国31个省市，每一个省市都有两个正式的委员，这并不是什么具体的规定，但它是一种惯例，其本身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分配，也即分权。它并不是像美国国会议员按多少人来计算、每个州有两个参议员。在中国，每个省份有两个正式委员提名，当然，有些提名的委员可能会被差额掉，这些代表地方的委员当选之后也会有变动，但至少在产生的时候是有一种分权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局委员也有区域性的分配，几乎中国的六大区域在每届政治局都有其代表人物。这是制度上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国外的视角看来，像中国这样一个“洲际大国”如何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在此我就不展开说了。以上只是几个例子，其实权力的分配还有很多，包括军队与政府、军队与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职官员对军人的管辖机制，这些都是制衡的因素。

人民论坛：在您看来，中国权力分配与制衡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李成：理解中国权力分配的特点，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更替比率很高。中国政治权力的代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而权力的核心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通过年龄限制和任期限制实现了非常快的精英转换，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如果你看美国国会，它的轮换比率是非常低的，其他的国家也都是非常低的。但中国精英轮换的速度比率是非常快的，每过五年，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一般是60％以上的委员都是新的。这方面我做过统计，自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即1984年开始即是如此。通过精英的不断轮换，从而保证精英更替的门总是打开着的，而且这种轮换本身能够不断吸收新的血液，这不仅仅是人次的更替，更多的还包括职业背景的变化：从最初的老革命到后来被技术官僚所代替，再到现在职业背景更加多元化，特别是学法律和学经济的专业人才的加入。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不断更换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