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新历史起点上的经济发展与深化经济改革

四、中国经济成长的新途径

宏观政策的调整能够缓解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中国经济短期失衡和长期不可持续的主要威胁，来自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而要从根本上缓解和有效控制这些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在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组织结构、技术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等。怎样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又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应快于同期经济增速才可能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自主创新力的提高。如果中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70-2009年面板数据，估计第三产业占比与高教人口占比的关系，相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应达到79%左右，每年平均需增长2.9%，估计届时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将是现阶段的16倍左右，人力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7%左右。［5］

制度重于技术，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有序和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在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即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新变化、新失衡要求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需要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改革的目标只是总体目标中的一个子目标，经济制度和体制只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在制度体制上使各领域及相互间在权力、责任、利益机制上相互统一、协调，使权力有相应责任的约束，使责任有相应利益的刺激。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治理体系的水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要求经济改革必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全面、系统、协调推进改革，才可能取得成效。同时，在对改革绩效的判断和检验标准上，从贫困时期更突出生产领域的效率及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主逐渐更加丰富起来，在强调效率目标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领域的公平，更加关注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公平，充分地分享改革带来的发展福利，在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更高层次、高尚的物质、精神生活追求，因而改革所追求的总目标，就必然更为系统、更为全面，包含更为丰富的历史追求。

2.需要全方位部署改革任务，即以“六个紧紧围绕”概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改革重点，同时强调在诸领域改革中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因为我国现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未改变，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要求并未改变，经济改革需以总体改革为基础，总体改革则需以经济改革为牵引。

3.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和牵引，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持这一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的关键已从初期的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的调整，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制的改革，包括宏观调控方式、财税体制和财政政策、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等等。应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在微观上(资源配置本质上是微观命题)努力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上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使市场微观主体即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受市场规则硬约束。市场规则的根本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事先公平原则出发，市场主体一律机会均等，不应存在制度歧视和特权；另一方面是以效率为市场竞争的目标和归宿。宏观上，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发挥克服市场失灵和局限方面的作用。越是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充分，市场失灵和局限也就越明确，进而也就越需要针对市场失灵的有效科学的政府调节，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相应体制改革对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显得关键。

4.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的真正难点逐渐从市场作用空间的拓展，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市场有效性的提升。虽然传统计划机制和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仍需不断克服，但更重要的在于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改革的真正难点从拓展市场作用规模逐渐转移到提高市场质量。因此，市场秩序的完善更为迫切，包括市场竞争的内在秩序和外部秩序，内在秩序主要包括竞争的主体秩序，即企业产权制度，它回答谁能进入市场，谁在展开竞争？竞争的交易秩序，即价格决定制度，它回答怎样确定交易条件，怎样实现交易？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所谓市场内在竞争机制。外部秩序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即对市场竞争内在机制的法制确认；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即对市场竞争内在秩序的精神弘扬。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难点从市场规模扩张转向市场秩序完善，要求改革本身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制度等多方面的系统推进。

5.就市场竞争内在机制中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制度)和交易秩序(价格决定制度)改革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发生了变化，需由不同阶段的分别先后推进的改革逻辑转变为统一共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价格制度改革孰先孰后，是改革过程中长期争论的命题，在实践中大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在我国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很少涉及企业产权，虽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简政放权、放松让利及承包制等改革，但均是分配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承包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根本不同在于，企业承包的是上缴利税指标，农村家庭承包的是土地使用权，一个是分配关系的调整，一个是产权关系的变化)。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初期价格改革和调整更显活跃。中共十四大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导向，继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明确肯定股份制，我国企业改革的重心才真正由外部价格秩序改革转移到企业产权改革方面。目前，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全社会所有制结构上，已从国有制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混合所有制结构，据普查数据，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19.6%，集体占2.1%，法人资本占30.5%，私人资本占23.9%，外资占23.9%；另一方面，企业本身的产权主体也逐渐多元化，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资本占50.6%，集体占0.4%，法人资本占42.3%，私人资本占2.7%，外资占4%；在私营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真正个人资本也只占67%，其余为法人资本或集体、国家资本；在外资企业中，真正外商资本为76%，其余为法人资本或集体、国家、个人资本。［6］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混合化和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已取得显著进展，我国市场主体秩序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三方面，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产业组织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分布结构和反垄断，即国有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包括政企分离和权、责、利间的制衡，即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内部权利的制衡关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上提高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市场上展开竞争的公平性。因而，交易秩序的改革即公平的竞争性的价格决定机制的培育和完善，就与主体秩序的改革形成统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没有真正受市场规则约束的企业，就不会存在公正的、竞争性的价格，交易主体(产权)决定交易条件(价格)，但没有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可能展开充分的公平竞争。

6.在市场体系的培育上，需从商品市场体系构建为重点，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化为重点，逐步转向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经过35年的改革，我国商品市场化已经基本实现，无论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已由改革初期90%以上由政府定价转变为90%以上由市场定价，尽管其中存在竞争的不公平性，但交易和定价方式已经由计划机制转变为市场机制。真正构成市场深化瓶颈的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要素。事实上，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本在于要素的市场化，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关键也在于要素的市场化，离开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及完善，我国面临的一系列资源配置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难以解决。

7.在二元经济状态下城乡改革在不同时期分别展开的推进方式，需逐渐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间形成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改革发展整体。在现阶段，城乡间孤立地展开改革已不可能，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使城乡二元经济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二元经济状态依然鲜明，特别是城乡间二元体制差异仍较显著，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进展到必须从根本上克服二元经济状态的历史关键时期，并且，这种二元经济状态的根本克服需要重大的制度创新。一方面，就经济改革而言，必须依靠要素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完善，农村土地确权和市场流动，建立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加快资本市场化，等等；另一方面，就总体改革而言，必须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统一为一个整体，因为二元经济的根本克服是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根本性的历史剧变。

8.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需由“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探索方式，向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在总体目标、总的方向和基本的改革任务及命题上，在改革的历史逻辑和进程上，由顶层统一设计，提出统一命题，但在具体实践上，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一探索。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多方面的协调性以及矛盾的深刻复杂性，要求必须在改革方式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另一方面，经过35年改革实践，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和我们所面对的新困难，使得我们既有自信也有需要将两者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所引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世界银行数据，源自相关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

［2］【美】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J］. 外交,1994，(6): 62-78.

［3］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1)：98-118.

［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A］.教育部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理事会秘书处.教育科学决策研究中心2012年学术年会报告汇编［C］.2012.

［6］陈永杰. 我国各类所有制经济的份额与比重——基本经济制度科学表述研究(二)［J］.经济研究参考，2012,(5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