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过一篇文章《北大的招生标准是什么》，认为除了高考成绩作为智力性标准外，北大招生至少还应当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新欲望，远大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潜能等四点非智力性标准。许多读者来信和我商榷，赞同者有之，批评意见也不少。最集中的一点是，这些标准也许都有道理，但没有一条标准是可以量化的。
无法量化的招生标准容易给腐败行为留下空间，会损害教育和社会公平。相比而言，尽管目前按照高考分数招生存在诸多弊端，但它确保了教育和社会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套用一句话说，这是所有坏制度里最好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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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问题头绪繁杂，枝蔓众多，积重难返，其实是改革开放进入到攻坚阶段后社会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公平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复杂最微妙的问题之一，往往会触动社会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任何有可能触及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都会引起巨大争议，甚至招致反对之声一片。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慎重和稳妥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托辞。如果已经看到问题所在，却囿于祖宗成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将彻底毁掉中国教育的未来，至少是这一代的教育。反之，如果我们能够正视问题，用积极的态度，采取稳妥的措施，坚持正确的方向，改革错误的地方，逐步扭转不利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中国教育终将走上健康发展的新轨道。
关于招生标准的量化问题，近年来似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青睐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指标，否则就会被指责为不科学。我称这种现象为“数字化崇拜”。不仅教育领域存在过度数字化倾向，其他社会领域何尝不是如此？不然，所谓GDP崇拜从何而来？为什么大学那么看重SCI指标？我们在这个误区里已经徘徊了太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变化。最初，我曾经试图将招生标准量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希望能够提出一个一揽子的可以数字化的招生指标体系。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出现了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数字化标准这条道路有没有可能是一条死胡同？的确，在科学研究上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很可能意味着这是一条失败的道路。如果能够证明一个问题无解，那也是一种进步。至少，后来者可以不在这条道路上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后来，我又详细考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所大学是将招生标准完全量化的。量化指标只是大学招生录取中的参考依据之一。这使我逐步意识到，企图把大学招生标准进行数字化量化的努力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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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大学招生标准不能进行数字化量化呢？首要的原因是，大学招生的对象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充满个性的人。人是复杂多样的，你怎么可能用一个个冷冰冰的，只具有单一指向性的数字加以衡量呢？数字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数字是单一的，人是全面的；数字是固化的，人是发展的。大学招生机构的职责是对所有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进行评价和判断。哪些人符合你的人才培养目标？哪些人不符合你的人才培养目标？每一所大学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特色和优势千差万别，决定了大学招生的具体标准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决定了招生标准的多样化。比如，培养了最多美国总统的耶鲁大学，它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的领导者。因此，它在招生过程中特别看重学生的领导力、服务和合作精神。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发现真理的人，因此，它在招生过程中特别看重学生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这些抽象化的标准是根本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试问，如何对领导力进行量化呢？在一个组织中担任负责人是否意味着比在两个组织中担任负责人更有领导力呢？这让我想起了经济学中著名的“效用理论”——大约两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用“效用”一词表示消费者在消费一种商品时的满足程度。最初，他们提出了“基数效用论”，把这种满足程度用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比如，你吃了一个馒头的效用是1，吃两个馒头的效用就是2，等等。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种方法可能是不科学的。你怎么知道吃一个馒头的效用是1而不是2呢？也许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对馒头的喜好程度不同，北方人就比南方人更喜欢吃馒头而不是米饭——他们从馒头中获得的效用是不同的。因此，经济学家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用排序的方法来表示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比如，如果你喜欢苹果胜过喜欢梨，喜欢梨胜过喜欢葡萄，这就意味着你喜欢苹果胜过喜欢葡萄。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大学招生。你只能对学生进行排序而不能进行赋值。你只能说学生A表现出的领导力比学生B更显著，你却不能说负责了两个社团的学生A比只负责了一个社团的学生B的领导力强——因为学生B虽然只负责了一个社团，但这个社团可能具有全国性影响；而学生A虽然负责了两个社团，但这两个社团可能只在当地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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