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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招生标准不能进行数字化量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你会因此而损失许多更有价值的信息。标准化的好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会因统一而带来模式化弊端。正因为此，许多人提倡我们应该多运用一些“模糊数学”的思维。比如，许多大学都希望招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但是，如何区分和判断哪些学生更有社会责任感呢？比如，有两个学生，A在高中两年内参加了十次社区服务，B只参加了一次。如果进行数字化比较的话，显然，学生A要比学生B强。但是，你能百分之百地得出这个确定的答案吗？如果学生B是跳入河中救了一个落水孩子而险些因此丧命呢？你又如何进行评判？斯坦福大学招办主任曾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两个学生，A在富人区的私立学校，学校开设了10门AP课程，他选了5门；B在穷人区的公立学校，学校因为条件有限，只开设了5门AP课程，他选了5门。他问我们会选择哪一个学生。我们的回答是选学生A。因为他的质量可能更高，而且他懂得怎样去选择。斯坦福大学选择了学生B。理由是B抓住了所有能抓住的机会，而A只抓住了一半的机会。有人也许会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只要规定，只招收那些选AP课程最多的学生不就行了吗？那也不一定。斯坦福大学招办主任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假如两个学生，A在10门AP课程中选了10门，B在10门AP课程中只选了5门，你选哪一个？我们这次学乖了，说选学生A。结果他说那也不一定。因为也许学生A的10门课程的成绩都很差，而学生B虽然只选了5门，但这5门课程的成绩都非常优秀。这说明，学生A没有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没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而学生B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而且取得了效果。这两个故事启示我们，对人的评价是复杂而多元的，必须按照《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的要求，进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不能只看高考成绩一个数字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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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招生标准不能进行数字化量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这会对考生和家长形成“逆向激励”。大学招生标准数字化量化的结果，一定是考生和家长千方百计按照这个标准去完成一个个数字指标。如果中小学不满足家长的需求，自有社会培训机构来满足。那将是另外一个“应试教育”的灾难——用“应试教育”的方式去开展素质教育的灾难。大学招生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无论政府如何倡导正确的理念，如果大学招生不能与之相符，考生和家长用脚投票的结果，一定是满足大学招生的标准，而偏离政府的导向——除非二者是一致的。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市近年来出台的对奥数采取的最严厉措施。如果高考统一录取模式不发生变化，大学招生考试的内容不发生变化，即使撤销了所有区县教委主任和中小学校长的职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学校不举办奥数班了，社会培训机构会前仆后继地填补空缺。除非大学改变招生录取模式，否则中小学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一定会采取变相的方式继续举办。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大学很少公布他们的招生标准和招生过程——特别是私立大学。它只会告诉申请学生是否被录取的结果。至于为什么录取他而不录取你，具体的录取理由是什么，大学拒绝提供。公众好像对此也并不关心。多数公立大学也不提供录取与否的理由——除非本州公民投票要求你必须提供。斯坦福大学的招生同行介绍说，美国私立大学的招生是一个“黑匣子”——就是我们俗称的“黑箱操作”，当然涵义完全不同——招生标准是原则性的，具体内容和尺度由招生官员和招生委员会内部掌握，招生过程则不对外公开。在他们看来，对人的评价极为复杂。大学招生的核心是考察判断一个学生的未来发展潜能——从本质上说，这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充满了无限可能性。如果公开了具体的招生标准和招生过程，家长和学生可能会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这会掩盖学生的真实信息，对大学招生人员的工作造成困扰，影响甚至损害他们的判断力。这种招生理念和中国强调“阳光招生”的理念完全不同——请不要误解，认为我反对实施“阳光招生”，恰恰相反，我坚决主张招生工作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我们必须要对社会公众提出明确的数量化招生标准，实现完全的信息公开，向考生和家长明确说明录取依据。也许，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招生考试领域的具体体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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