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做客人民网 （资料图）
“京津冀一体化”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时政经济领域的一个热词。除了三地最高层第一时间的积极表态外，各方专家也就“如何一体化”各抒己见。人们期待着，空气变纯净了，交通变通畅了、人口过多的“城市病”能治好了。特别是河北省还提出要建多个“副中心”，来为北京分担困扰的想法。如此高级别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提供怎样的组织和法律保障？
一、要把京津冀一体化放在未来中国“点面结合的双引擎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观察
要把“京津冀一体化”放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中长期增长框架中观察，绝非是单一地为解决首都北京的困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增长以后，未来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但增长的动力源将发生重要变化。这就是城镇化牵引下的“点面结合的双引擎战略”。
所谓“点”就是依托大城市形成经济圈，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无疑是第一梯队。这些依托大城市形成的经济圈要代表国家在世界产业链的上端争高低。所谓“面”，是指2200多个县域要全面开花，打造县域经济，带动3.4万个乡镇的发展。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梯度推进战略有很大的变化。应该看到，在2千多个县、3万多个乡镇我们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欠账，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需要均衡地分布，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而新型城镇化战略正是牵引“点面结合的双引擎战略”最好的抓手。
与此相联系，从国家治理来看，未来还要把管理的重心下移，就是中央要向地放权，省里要向市县放权，目标是把县域经济做强，这样才能有产业有就业，才能顺利推进以中小城市和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战略。而推进省直管县的管理体制，正是顺应了这个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大战略的重大举措。
“双引擎战略”要靠新型城镇化来牵引。但必须明确的是，未来中国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应该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现代化，对于像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要适度控制，要充分发挥县域乡镇的容量大，但过去因缺少产业集聚和就业机会，迫使更多人无序向大都市集中倾向。从目前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看，已经进城的1.6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尤为突出，还要谋划未来几十年中的还可能有1.5亿农民向城镇转移的问题。因此，重点发展县域和小城镇，用城镇化连接或者牵引“双引擎战略”，就显得尤为关键。同样，如果我们不从这样的大战略格局观察和思考问题，就很难对京津冀一体化有更深入的战略思考。
二、不再打小算盘 由多赢到共赢
“京津冀一体化”从战略上考量，实现要由多赢到共赢。所谓多赢，就是不管北京、天津还是河北都要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中获得好处，不是我给你甩包袱，你成全我，而是要相得益彰，错位发展，都可以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得到好处，形成相对竞争优势。所谓共赢，就是京津冀必须形成合力向污染宣战，共同打好治理环境、实现宜居的硬仗，如果没有中个共赢，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就失败了。
过去近十年，京津冀一体化之所以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实质性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多得好处而不愿意付出。比如，北京是首都，同时又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但同时又想发展经济，想把好的产业都留在北京，把包袱甩给河北；天津想建设北方区域经济重镇；河北省很积极，但“剃头担子一头热”。
光想得好处，卸包袱肯定无法实现好一体化的，甚至连规划都做不起来。必须要构建从多赢到共赢的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才可能有实质性启动。
三、打造两个经济带：众多国企和部分行政事业机构可向河北疏散
要做到多赢，首先就要给这三地定位：
北京：中央已经明确为四个中心，即政治中心、国际交流中心、文化中心和高科技创新中心。但四个中心虽然没提金融中心，但北京的金融总部地位也许很难撼动，北京的产业布局除了发展高科技研发、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外，尽量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出北京，而金融则可以留在北京。其余的非北京核心功能定位的产业应该有序地退出北京，重点向河北转移。特别应将多数央企向河北疏散。同时，考虑到北京城市的人口资源和交通等压力，也可以有计划地将一些事业单位或者非核心的行政机构也部分地转移出北京。
天津的目标因该是可打造北方经济重镇，但要注意与北京和河北在产业布局、经济形态上的互补，尽量避免重复和雷同。特别要在高端制造方面形成相对优势。
至于河北，要在承接北京和天津一些产业转移、功能总体布局的调整方面要扮演重要角色，但如何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整个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需要认真谋划，不可盲目。
三地共赢的标准就是是否创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打好环境的翻身仗。如果环境没有彻底改善，“京津冀一体化”就失败了。现在全国空气最差的10个城市中，河北占了7个，北京、天津被这些污染城市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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