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五四“全盘西化”思潮，特别是文革“全面反传统”，对我们的文化之根伤害甚深。近30多年来，权力与金钱拜物教盛行，人们开始反思意义世界的失落与安身立命的危机。民间自发掀起了所谓“国学热”“儒学热”，以弥补体制内的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基本知识与教养的严重不足。民间对中国自己本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人生智慧有了需求。官场腐败的严重，也使人们认识到，除了制度、法治的完善，还有官德、吏治的整饬和重建问题。我国古代这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值得借鉴。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自觉，即应当真正了解中华文化自身的宝藏及历史上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全盘西化派、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者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有很多所谓的根据其实是无据，是“莫须有”，是以他们想象中的西方来批判想象中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有关中国文化的系列指示，实际上是要通过四个“讲清楚”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尤其是价值观自信。
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思想界流行所谓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其中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也有对中国文化与国民性中的阴暗面的深刻自省、检讨，这是有益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里也非常复杂，不排除有西方、日本的一些人以所谓“劣等人种”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恶意歪曲、贬损。乃至今天的一些年轻人一谈起中国的国民性，就只有劣根性而没有优根性、自根性。有的人把人类各民族都有的某些病态、负面的东西全都算在中国人头上。我们中华民族与文化在世界上延续了几千年，当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即民族精神，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这些价值曾经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上几个著名的《人权宣言》与《世界伦理宣言》，都借取了孔子、儒家价值观的“仁爱忠恕之道”。中国现代文化与道德文明建设，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不能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资源的“彻底决裂”“斗倒批臭”“信口雌黄”上，这也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遗产的继承。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只有振兴优秀传统文化，调动其积极层面，参与现代世道人心的重建，才真正可以调治国民中不尽如人意的文明教养的缺失。多维厚重的中华人文精神超越了单维度、平面化的西方启蒙理性与功利主义，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深长久远的价值，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缺失有补偏救弊之功。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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