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通货膨胀的治理中巩固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本位币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区先后爆发了四次大的物价涨风，1949年4月、7月、10～11月连续三次；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春节前后。关于物价波动的原因，陈云在《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一文中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财政形势也很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依靠进口；水利事业遭到破坏，年年受灾，以1949年最为严重；通货膨胀持续12年，物价飞涨，市场秩序混乱；解放战争胜利了，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1949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不仅如此，铁道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5］
事实正是如此。1949年除东北地区财政赤字较小（占支出的55%）以外，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659%。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3万亿元，增长了160多倍。这样的通货膨胀速度是解放区前所未有的。［6］1949年9月11日，中央决定在上海、武汉、北平、天津、西安同时发行500元、1000元券。11月物价即大幅上涨。1950年1月6日，政务院第14次会议批准了陈云的《发行大面额钞票计划的报告》，同意发行5000元和10000元面额的人民币，2月物价又大幅上涨。这些情况说明人民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超量发行人民币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应该指出的是，政府的支出都是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大事和好事，是政府必须做的，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性质及作用都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超级恶性通货膨胀完全不同。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人民政府运用了综合多样的治理手段。在金融管理方面，陈云领导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款只能存放在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税收机关，加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等。同时，严格市场管理，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上述措施使人民币在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流通中的本位币地位日益巩固。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通过并正式颁布了由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明确了统一财经工作的三项内容：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一工作中的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就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此举不但避免了社会上人民币数量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量。中央人民政府实施的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为彻底治理通货膨胀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至1950年10月，新中国即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结束了困扰中国人民十几年的通货膨胀噩梦。在全国统一财经的历史过程中，人民币亦牢固地占领了市场。
四、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中进一步健全人民币管理体制
国家在现金统一管理方面采取的首要步骤是建立金库和发行库，这是实现现金管理的必备条件。1950年初，中财委就向各大行政区部署了这项工作。2月1日，陈云同薄一波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一旬财经要事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强调，2月底以前建立国库。［7］随后，政务院发布《中央金库条例》。在政务院严格督促下，加上地方的积极配合，到5月末全国建成金库1657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财政金库体系。［8］
为了有序、灵活地调拨集中在金库的现金，陈云领导中财委部署建立了发行库。1949年10月，中财委曾拟定《关于建立发行库的决定》。1950年2月，全国金融会议确定：“发行库为全国货币资金调拨之中心”，会议同时要求各地“必须普遍建立发行库，并规定统一资金调拨的制度”。［9］会后，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统一资金运用与调拨制度》，于4月1日执行；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制度》正式颁行。
建立金库制对控制通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办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用过，但由于政治腐败，无法切实执行。常常是政府要员的支付令一到，经费就从金库中提出，存入与个人有关的银行里生利。而且各机关的现金不按规定缴纳国库，致使国库空虚，只好超量发行货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库制只是徒有虚名。
在中财委的统一领导下，金库和发行库很快产生了控制通货的效应。这一财经举措增强了银行对社会资金的集中和调控能力，减少了货币对市场的冲击，益于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仅一个月，国家银行的存款即达货币流通量的60%。为了加强对现金的管理，4月7日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规定了现金使用原则，［10］并确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的现金中心、清算中心和信贷中心。这是银行工作的重大转变。
总之，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等措施，把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构造了一个调节货币、稳定金融、调控国民经济的统一健全的货币制度。实践证明，现金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最重要的财经制度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年，市场和金融环境的迅速治理，货币制度包括其他社会经济管理制度的迅速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权力量，结合金融、贸易、财政、生产等经济手段成功实践的范例。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治理通货膨胀，使人民币制度得到确立，原因就在于陈云领导的中财委遵循了客观经济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发挥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同时，仍首先强调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然后才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综上，推动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但国家干预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只有尊重经济规律，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措施方能奏效，这一真理已被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从而成为党执政的基本理念。
［ 参 引 文 献 ］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3］ 《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78页。
［4］ 《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3页。
［5］ 《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6］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7］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8］ 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6）》第6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10］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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