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艳：从当前社会问题看公共治理转型

[摘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问题的多发期，用工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腐败问题、医患关系及司乘关系问题、自媒体问题不断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治理转型滞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应加以完善。

[关键词] 社会问题;公共治理;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向开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30多年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近来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却出现了社会矛盾多发、甚至一些矛盾激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目标的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从社会变迁与公共治理转型的角度，分析上述问题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一、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

从近年来多发的社会矛盾来看，主要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约束问题，很少有群众为了生计而引发社会矛盾。这说明，我国社会已经越过了温饱线，公民开始关心更高层次的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厌恶父辈传统工作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东部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就不断传出“用工荒”的声音，目前已经蔓延到整个东部及中部地区，普遍提高了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拒绝进入像富士康这样具有典型劳动密集型特征的代工企业，从而导致这类企业因用工困难而四处迁移，使得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廉价劳动力釜底抽薪的压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工作中没有科技含量，每日重复着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里角色，机械地重复着单一的劳动，工作乏味且看不到前景；同时，简单的工作还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基础上，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有文化劳动者的聪明才智没有用武之地；企业信奉“虎”与“狐”的信条，鼓励工人像狐狸一样对待工友，像虎一样吃掉竞争对手，生存竞争极为残酷，工作稍有闪失就会上“最差员工”榜。这样一种让父辈屈从，基于传统等级社会而确立的工作体制，却让新生代农民工深恶痛绝，甚至用牺牲生命的极端办法进行抗争。

（二）收入分配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城市职工平均工资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已多次实现了翻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正是在这种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收入分配不满的情绪也是与日俱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社会矛盾。这其中重要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中不公平现象一直存在，贫富差距由此而产生。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用标准是基尼系数，也就是公民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背离程度，0.2—0.4为正常值，小于0.2为大锅饭状态，大于0.4为不公平状态，大于0.60为收入悬殊线，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为0.44。我国自2000年公布当年的基尼系数为0.412以后，有11年没有公布此方面数据，到了2012年才补充公布了过去10年的数据，这样还是连年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具体见下表：

2003—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基尼系数  0.479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   0.490   0.481   0.477  0.474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的基尼系数是一个抛物线状的曲线，2008年最高，现在已回归到2004年的水平，这是官方提供的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设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则显示，2010年中国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0.61，已经超过了0.60的收入悬殊线。

（三）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自古有之，环顾中外概莫能外，只是我国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的规模与频率却是与日俱增，引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大，其破坏作用不可小视。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余名省部级干部、百余名地厅级干部和数千名干部因腐败问题而受到审查或诉诸于法律。这些干部的腐败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多涉及公共工程领域的行贿受贿，涉嫌买官卖官，参与公有土地出让和房地产项目，多涉及包养情妇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些腐败官员违法、违纪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极坏，破坏了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诱发了社会矛盾，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是执政党体内的一颗毒瘤。

（四）医患关系、司乘关系急剧恶化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医患关系、公共交通的司乘关系急剧恶化，一时间医生、公交车司机成了高危的职业，致使许多医院配备了保安人员，防范“医闹”对医生构成人身伤害。如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公交车上也会配备保安人员，防止乘客对驾驶人员进行伤害。这种服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全球范围来看，也都是除了我国绝无仅有的。这些矛盾的出现，除一部分是服务主体的问题引发的之外，大部分是服务客体的过分要求引致的。比如，出现一点医疗问题，病人家属就要求医院大额赔偿，有关主管部门为了息事宁人，就要求医院照单赔付，长此以往，“医闹”现象就有了合适的生存土壤。加之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医疗事故鉴定无法让当事双方心悦诚服；医生收受“红包”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这就更加重了双方的对立，不良的医患关系无从改善。司乘关系也是如此，由于公共交通垄断的现实，司乘人员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比比皆是，加之乘客的制度意识不够深入人心，要求随意停车、为少数人服务的思想大量存在，于是司乘之间各自从利己的动机出发，酿成恶性事件也就在所难免。

（五）自媒体时代的信息规范问题

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性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也就是每个人都是新闻信息的发出者，同时又是接受者。媒体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从信息资源利用的角度，提高了人类利用信息促进社会进步的效率。正是因为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我们在新闻秩序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人人自危，怕得罪了某个人，因为这些人可以随便在公众媒体上发表诋毁自己的言论,从而对你形成负面影响；同时，信息的发出者也噤若寒蝉，生怕因发布了某些未经核实的信息而面临牢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