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艳：从当前社会问题看公共治理转型

三、改进公共治理模式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之中，公共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许多的不适应，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完善和调整，以化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的平稳运行。

（一）完善多样化的公共治理模式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又很不平衡。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是倾斜式发展战略，将当时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了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该地区较早地发展了起来，目前其已经步入了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广大的中部地区是改革开放中的第二梯队，由于地理等原因，这一地区首先受到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辐射，改革开放水平已经接近东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整个地区已经完全进入工业化社会；西部地区处于祖国边疆，自然条件又不够理想，加之地理位置的制约，东部改革开放对其辐射作用相对较小，目前该地区刚刚迈入工业化的门槛，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实现工业化。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在完善公共治理模式时，就应因地制宜，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来分别进行“法制”与“德治”建设，以保证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规避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

（二）大力进行法治社会建设

工业社会呼唤法制建设，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工业化大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建设工业强国的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正生产着占全球1/3左右的工业品，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经济社会的运行状态，不仅关乎着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国人民的生活。就是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国工业经济，在近年来却遭遇了社会问题的考验，如不加以妥善解决，就会影响下一步的发展。为此，我们应从完善公共治理模式入手，进行与工业化社会匹配的法制建设，用完善的法制规范工业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依法治国，消除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实现社会平稳运行、经济迅速发展的目标。

（三）简政放权建设好小政府

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许多在国家建立时并不属于契约内容的东西被引入了契约之中，许多原属于契约调整的范畴变成了管理的内容，这难免就会使政府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大政府。这样的政府模式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公共治理理念相抵触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为此，我们就应该精简政府，建立廉洁高效的小政府。应该将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情交由社会组织去管理，将政府应该管、而独自管又不好的事项，委托给“第三部门”NGO等组织去管理，政府则只专注于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秩序等重要事宜，专心建设好小政府。有关社会组织的作用，管理大师德鲁克也曾经说过：社会领域中基于志愿者并且能够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组织，才能同时提供社会所需的社会服务和政治体制所需的领导力量的开发。这说明社会组织在某些领域比政府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及时转换社会轴心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提出了中轴原理，他解释说：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比如，经济的轴心就是效率，政治的轴心就是公平，文化的轴心就是自我实现。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工业社会的轴心就是经济，最早由亚当?斯密将效率化的逐利行为予以崇高化，于是经济人假设就主宰了人类社会数百年的时间。到了后工业化社会，社会的轴心开始向自我实现转换，于是“德治”的呼声与日升高，人们希望各自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作为社会的参与者，就要时刻把握社会发展进步的脉络，不断进行社会轴心的转换，使我们的行为能够跟得上经济进步的步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五）确定新的道德伦理型公共治理模式

在后工业化社会中，一些在工业化社会行之有效的公共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人们正探讨如何在后工业社会中激发人的积极性，以克服工业化大生产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人们普遍认为，出自内心的、基于道德的行为，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认为新的公共治理模式应以道德为基础，于是，德治被确定为后工业化社会公共治理的起点。有鉴于此，就应该转换我们的公共治理理念，将德治置于中心位置，并以其为核心，塑造有中国特色的后工业社会公共治理新模式。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