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6年中，笔者每年都与国家自然基金委合作，邀请海内外相关学者共同举办暑期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青年教师培训班，后几届有全国MPA教指委的参与。陆续涵盖的专题有研究设计、抽样调查、一般数理统计、高级数理统计与分析 (因素分析，罗杰斯特分析，结构方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分析，存活分析)、定性研究 (民族志、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网络分析、博弈论、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拟仿真介绍、国际论文写作、基金申请，等等。有不少知名学者和公共管理学人参与，也不断有人提问“什么是方法”，尤其是“什么是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7][8]
记得有一次笔者与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的学科发展。他说，中国经济学的大发展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和成熟。我就请教他什么是经济学的方法。他说，文献综述、研究假设，逻辑和数学推导，统计，因果关系，问卷调查和实证调研，实验，计算机使用，等等。我说，我们公共管理和政策学者也用这些方法。不但我们，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少学科都这样。从内容上说，逻辑推导在古希腊的辩论中就有，著名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几千年以来的神学、宗教包括形而上学等就是最大的假设;问卷调查，社会学很早就做;实验在社会科学里最早得到应用的是在心理学科;数学当然是数学家发明的工具，大家借来使用;概率统计学是法国的赌场上玩出名的，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基础;实证方法最早的提倡人是社会政治学家孔德，培根就注重经验主义，美国最早引进调研方法的是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就是江村调查，里面也用过数据……这样一分析，经济学的方法也基本上就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正如它们在其它学科，比如说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之中的应用一样。当人们将科学研究的方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工具就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用在经济学领域，就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理，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就是公共管理的方法。只要是科学的方法，就会注重观察、假设、论证，遵从真理和事实，总结和提炼理论，也就是将假想和猜测变为经过验证和提炼的知识系统。
当然， 各类学科可能还有自己的独门工具，或解决学科内特定的某些问题而设计的工具。这类工具，就是问题导向的方法，而不是学科导向的方法了。问题导向的方法，并不是不能在别的学科使用。比如说基于地理分析和展示的“地理信息系统”，用来解决绘地图和空间分析的问题，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到管理、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学科;发射炮弹的原理，也被扩展后用来发射卫星;计算机的软件和仿真系统，可被用来做管理模型。所以说，方法的使用，用问题导向来归类或许比按学科导向来分类更加方便和有用。法律学关注法典的原理、法典和判例;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从而提高使用效率的问题;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和保障群体利益;历史学注重考证、回复历史的真实、学习历史的经验;而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群体的关系来达到管理目标的问题。在管理的领域，企业管理关注企业行为和目标，公共管理则关注公共领域的管理和人们在工作领域的行为。逻辑，理论范式，假设，文献综述，实证研究，数学统计，网络、计算机技术等都是方法工具。而大家在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的是学科范式的讨论。研究范式是界定学科领域、范畴、研究问题的一种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观。它在本领域学者们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方面起到凝聚焦点、彰显特点、突出贡献点的作用，是方法的方法。
当然，学界对什么是公共管理的范式并不是没有争论。经典公共管理认为以韦伯的纯官僚理论为模板建立的官僚体系的特点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目标;沃尔多、奥斯特罗姆等学者认为官僚的理念和结构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不匹配，应该以民主治理为主线;后现代的公共管理学者则强调权威表述、协作治理。笔者在数年前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美国公共管理几大核心期刊，对其进行研究范式的经验性分析，在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级范式的思考。第一级将公共性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大范式，所有的公共管理文献据以研究公共性为主题，第二级的范式则是方法导向，有政治分析、管理分析、法律分析、历史分析、伦理分析等;第三级范式则关注研究问题。这一归类被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不失为是跳出一般性、永无休止、没有结论的争论的一种办法。这个三级范式的模型见表1所示。[9]
在对这些范式内问题的研究之中，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也是我们所说的规范研究 (normative research)。可以用假设和数学模型，也可以不用数字和模型，而是伦理推导和价值论证。规范研究从过去的经验或理论出发，用逻辑思维的路径推导出结论，制定出真理或行为的标准。过去的经验或理论可以是个案事实，也可以是通过缜密思考构建的理论模型，也可以完全基于“前置设定”(assumption)的基础上。从研究结果来说，当然是缜密思考后的理论模型更有理论效度和信度。比如说，为什么理论上认定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在现实之中，有人生于富贵，有人生于贫寒，有人生下来身体强健、体重超人，有人竟是试管婴儿，要靠特护才能存活。但从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来审视、从现代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思考来评判，从国家长治久安、权力平等转让等视角来考察，就应该是人人平等。在行为准则上，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和康德，东西方时隔千年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著名的原则。数学里面的求导、函数、极值等概念，帮助推导，是形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帝王时代谋臣们做的天下策论，儒学中的君臣之理的重要性，现代理论中主观意味很强的情景解释主义，也可算为形式理论。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测量指标为是否言之有“理”。这个“理”，就有特定场景的理，不同人的理，以及具有普遍价值的理。现代科学方法有三个任务：一是找出这不同的“理”以及它们的内在逻辑，二是找出这些“理”中有共性和普遍意义的客观之“理”，三是考察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在不同场景、时空和条件下的符合科学原理的解释。
表1公共管理的三级范式
另一类是实证研究，其中可以分为定性或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注重案例、思辨，而定量研究注重调研和众数。但他们都讲道理、摆事实、重证据。习惯上，人们将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田野调查、访谈、案例研究、根基理论等(有人译为扎根理论，是倡导型社会学者用方法推动特定的理论价值的倾向性研究)归纳为定性研究;将问卷调查、数学或统计分析等归纳为定量研究。两种研究的核心点都是事实是否对、效度信度如何、问题能否被解决。实证的定性(又叫质化研究)研究实际上比定量 (量化研究)更需要经验、思考、价值判断力等，更加难以把握。18世纪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们，包括法国作家萨克雷、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狄更斯、中国作家曹雪芹、罗贯中等，都以写实的笔触，描述了他们时代的社会现实——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底层社会的贫困和挣扎、没落贵族的心路历程、天下纷争的战争风云。他们的作品，就是对现实的一个仿真——源于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就连吴承恩的《西游记》、莫言的《生死疲劳》等迷幻的笔法，描述的都是现实的精髓。另一些知识精英，则用数据的方法来发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对工人阶级贫困状况进行实证调查的先驱者，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杜波伊斯，使他也用这样的方法调查美国黑人的贫困状况并向社会公布。[10][11]
对于什么是好的合适的方法，西方学术界有一些持续的争论，是基于西方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定场景出现的。但有一条是比较清楚的，努力争论什么是最好方法的人往往是青年学者，他们还在学术天地之间倘佯探索，希望知道方法的优劣，少走弯路，以尽快达到学术研究的顶峰。优秀的科学家和学问家一般都不会去强调哪一种方法比哪一种更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使用的方法能否帮助他们完成科学的探索，他们能否使用好所采用的方法。他们也会不断探索，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寻求最好的答案。在学术竞争的环境中，有好方法愿意拿出来分享是一个优秀的姿态和博大的胸襟，你不愿意采纳就不值得继续争论了，孰优孰劣，做出活来看。方法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学术研究任务，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真谛。不同的研究问题，不同的研究场景，不同的数据获得能力，研究者不同的方法训练、理论和经验积累，都是决定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关于方法的争论往往是出于学术政治的考虑，是有人希望在没有获得公认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就得到一定的承认，或者是学术指导过程中前辈学者希望后人走(或避免)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但是，当有人谈方法而不注重方法的研究功效，却只是关注“方法的使用”(自己能做的、做得好的就是最好的方法)给自己带来的学术地位时，这种对方法的讨论就失去了科学的意义，成为混淆学术视听的学术政治，是反科学的行为。事实上，在懂了这样的道理以后，再看一些西方关于方法的辩论，就会认识到参与辩论的除了学习中的青年学者，还有两类人：一类是懂得方法、感觉到方法被滥用的学者，对滥用方法提出的批评;另一类是不懂方法、用不好方法却还不愿意学习方法的人，对方法进行抨击，以捍卫自己不懂方法的学术地位。很多辩论，以偏概全，实是无事生非。
方法是寻求真理的工具，但也有一些其它的学术沟通、交流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宗教里就有说教和意识形态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做研究，是将一套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通过灌输的方法强加给个人。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应该这样，而是说必须这样。有些人将这样的说教行为与求真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同和混淆，这使得方法论的讨论越论越不清楚。
管理学科的常用方法工具中，包括实验、调查、数理统计、未来值计算、排队分析、马科夫链、运筹学、线性方程、网络分析、地理信息系统、仿真模拟等。应该提及的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程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始冲击统计学在方法中的使用。抽样和推断统计学可能会慢慢淡出，而描述统计和全息仿真可能会得到更大发展。
上穷碧落下黄泉，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科学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科学的方法也会因为研究和探索的需要被不断发明和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的比喻，这十八般武艺是我们对武器种类及其使用方法的规范性理解;冷兵器时代后，有枪炮、轰炸机、激光武器、化学武器和电子武器。方法的创新，使得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人不断占领先机，在科学研究和发现的领域有所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方法的创造、学习和使用，是科学研究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总是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欢迎和拥抱新的方法，因为，它们可能给你一片科学研究的新天地。
（作者：蓝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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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rry B. Christensen, R. Burke Johnson, Lisa A. Turner. Research Methods, Design, and Analysis (11th Edi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2010.
[3][10] Cook, Campbell.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Springe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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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Bonai, Lan Zhiyong.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6]William R. Shadish, Thomas D. Cook, Donald T. Campbell.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7]Warren Eller, Brian J. Gerber, Scott E. Robins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Methods: Tools for Evaluation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2013.
[8]Elizabethann O’Sullivan, Gary R. Rassel, Maureen Berner.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5th Edi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2007.
[9]Lan Zhiyong, Kathleen Anders. A Paradigmatic View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0(2):138-165.
[11]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Los Angeles: Sage,2013.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Lan Zhiyong
[Abstract]This paper addresses some of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on the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provides clarifications on the defini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ethods，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have a set of univers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which are used to help to us achieve sophistications in objectivity in our efforts to learn about our physical world，psychological world，and the world of ethics. They are in no way hind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ness in social life were they used properly. Research methods as cognitive tools are shared by many disciplines. What are really unique should be the paradigms governing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rather than the tools. The author then advocates our continuous efforts in innovating and refining our methods to advance field develop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method, cognitive tools
[Author]Lan Zhiyo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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