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志勇：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二、什么是科学的方法

在谈论方法时，我们经常听到的词语包括实证方法、辩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解释主义的方法;也有人尝试将方法归类为定量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形式理论的方法等等;还有人认为方法可以分为政治分析、经济分析、制度分析、历史分析法等方法。[1][2]

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互间的交叉之处非常多，达不到逻辑规则的要求: 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和充分理由律。比如说，实证的过程中就充满了辩证，零假设和替代假设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分析法中也要寻求实证、进行辨析、批判和解释;解释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的方法(ethnography)，基础就是实证调研和历史分析。我们常讨论的定性、定量方法，虽然可以定义为“靠数量方法定结论的是定量法，靠案例和思辨定结论的是定性法”，但以数据定结论的前提是要有理论和假设，这正是定性框架下的结论。定性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没有数字的支持，否则在个案的基础上就不能推导出普遍的真理。还有，人们常把案例法和内容分析法归为定性研究，殊不知，案例法中也可以大量引用数据甚至模型，而内容分析法的本质就是用数量的方法来给内容定性(比如说，用计算出来的词频或内容的频率来确定作者或文献的涵义)。所以说，大多数关于方法的归类，比较粗线条，并不科学严谨，只能被用来作为一个工具的标识和名称，真正要归类，是另有一番讲究的。

从过去到现代，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对方法的认识和使用经历了一个进步和深化的过程，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和现代科学阶段。早期人类在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和无法控制的时候，为自己创造了神。 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古文明中，都各自有自己的神谱、神庙和神的故事。这就是科学史上所说的神学阶段。当人们对大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就设想这是由于有神的努力。如盘古开天地，风婆婆放风，雷神打雷，龙王布雨，月下老人管爱情，阎罗王管生死。西方也有战神赫丘利斯、坏神赫拉、爱神丘比特等。这是早期认识论中的神学阶段。

当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有了一定的认识，感觉到物质世界的力量和强大时，就发展到以抽象概念代替超自然的神力来解释一切，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绝对知识，这是科学史上所谈到的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形而上学阶段。中国的易经、八卦，包括中医，可以说是形而上学阶段的极品——高级发展阶段。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人类突破了黑色世纪的禁锢，解放了思想和精神，学会了客观地观察和认识论世界，重拾了对自己的理性能力的信心，科学时代的到来，推动了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又反过来推动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实证主义的思想开始进入研究的主流。人们不再靠巫师神灵、形而上学来解释世界和解决问题，而是用理性、实证、实验的方法来寻求对问题的解答。这就是科学史上的实证主义阶段。当然，实证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初期、中期和近代几个阶段。从初期由于反形而上学的需要提出唯物质、唯经验论，到近代对方法和经验局限性的认识以及对理性推理的更包容性，中间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培根的经验主义、到大卫?休谟的简单经验和实证主义、嘎斯金的存在主义，到波普的证伪法，米尔的因果排它法，坎波尔的宏观世界的因果辨析与微观世界因果辨析的区别的讨论， 实证主义的思想在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3] 比如说，培根的经验主义强调直观经验的重要性，实证主义开山大师休谟则强调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有三：因果的邻庇性 (所处地域相邻)、因果的前后顺序性和因果出现的相连性。他强调的是因果关系的可见性。 但自然界复杂纷繁，有的原因人们一时并看不到，是原因背后的原因。波普的证伪法提供了一个简便的路径：看能否证明因果关系的谬误。到米尔时，他就提出，凭因果的前后顺序性、因果出现的相连性和排除其它原因几个标准就可以判定因果。因果的邻庇性就不要了。如月球离地球很远，但它的运动会引起海潮的变化。坎波尔将因果关系分成宏观和微观，强调微观世界中因果关系必须可以甄别，而宏观世界的因果关系，即使一时观察不到，也不能简单断然否定其存在。这个实证思想的发展过程反映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的提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接受了用理性和经验两种方法的互补性来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能力。

20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有以下特点：认为科学作为一个产品，有一套相关的语言或数字对因果关系进行描述，有公理性的逻辑结构和相关性，认为这些因果关系的描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可被经验性的观察来检测、证实或证伪;认为科学是累积性的、跨文化的，独立于研究者个性和地位的客体;理论和研究传统有共性和相通性;科学的进步常常包涵与旧体系不同的断代性飞跃。过去，实证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认为所有真的知识都是科学的学派，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测量。在近现代，实证主义也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自己新的认知。比如说， 后实证主义的对传统实证主义有所修正，重实证，又不唯实证，是认知过程的一个进步。

这个进步，是多维度的，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大理论的进步。 本体论 (ontology) 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认识论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也就是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是通过经验来感知的，还是通过灵感和上帝的启示来感知的;是直接经验就足够了还是要通过我们主观意识来诠释。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核心区别就在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方法论的讨论。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如果想想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所共用的方法是什么，答案也就有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哈维、牛顿、瓦特、法拉第、达尔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这些科学史上如雷贯耳的科学家，各自在不同的研究领域用不同的工具进行研究，但他们认知世界的方法，确有共同之处，那就是：1.观察，假设，实验;2.记录规律性事件;3.遵从真理和事实;4.总结和提炼理论。[4]这个“四步过程”就是一个科学方法的过程，它的目的是发现或验证理论——一套系统解释世界的陈述，有定义、有条件、有因果关系的解释，有预测。杜威曾经说过，知识的价值在于它对于事物发展未来的预知。而理论就是建立在理性和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事物某一方面提出的系统解释。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许多问题归纳为几条记得住、能理解的基本原理，再用来指导实践，举一反三。当然，也有人批评科学理论为简化主义的学问。但他们的误区是，科学方法提纲挈领，强调因果，但并不排除描述和内容的丰富，用其一攻其全，本身就是一个简化主义的方法。

由于科学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贡献，社会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科学，并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最开始是社会学家用实证调研的方式来考察工人的疾苦， 比如恩格斯、美国的共产党领袖杜波伊斯等，力图证明社会和资本家对社会的剥夺。1853年左右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后来成立政治系，就开始强调用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后来的心理学科，更是开创了实验心理学，用实验的方式，对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实验法、准实验法就是这样诞生的。1936年美国大选，盖洛普用统计抽样的1500个样本，胜出读者文摘杂志25万(杂志有100万读者) 的样本，成功预测出大选的结果，使抽样调查名声大噪，数量调查研究机构因此大增，许多高校成立调查研究中心，美国的统计局也开始用抽样统计的方法进行全国的统计调查。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量经济学开始兴盛，以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为基础，研究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和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 Data)。新兴计量经济学研究开始切入同时具有横截面及时间序列的资料，每个横截面都同时具有时间序列的观测值，成为面板数据分析 (Panel data)。实证和计量的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应用，很快扩展到别的学科。[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