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要破除长期形成的僵化观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人民的期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崭新的一页。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接力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76年10月，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长期的阴霾被驱散，党和人民欢欣鼓舞。但同时，许多人心中又存有疑虑和迷茫。中国向何处去？党和人民向何处去？中国面临重大历史抉择。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灾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文化断层”、“科技断层”和“人才断层”十分突出。长期“左”的政策导致大量矛盾积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乱久思治，穷则思变。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在危难中奋起。
此时的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一个经济较快发展的时期。1955—1973年间，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5%左右，日本则达到了10%。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转变，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新型材料工业、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论是正在走出“滞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调整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实施加快发展战略。这让中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感受到了巨大的发展压力。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他参观了日本的现代化大企业，并乘坐了新干线。坐在高速列车上，他感慨地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中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使中国党和人民产生了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均势；美苏两国大规模核扩军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现实威胁，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各国人民反对核战争、维护和平发展的呼声更加强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壮大、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时移世易，形改势变，要和平、求发展逐步成为世界潮流。对此，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深邃眼光洞悉时局，他指出，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是可能的，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这一科学判断，为我们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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