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涌动，形势逼人，条件有利。国家的经济科技落后状况、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热切期待、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的新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时不我待的决心投入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之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邓小平又提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切中要害，振聋发聩，意味深长。
然而，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发展却遭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1977年2月7日，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坚持“两个凡是”就不能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就无法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也就无法开创中国发展的新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希望！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禁锢，广大干部群众表达了强烈反对。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一场对后来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讨论，由此在全党全国热烈展开，有力推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
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不仅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我们党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鲜明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同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这次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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