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造成上述探索过程中失误和挫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客观历史条件局限的原因，也有主观判断错误或认识不足方面的原因；既有国内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方面的原因，等等，必须给予全面的分析。概括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经验积累和科学研究。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科学研究和认识的情况下，往往凭借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冲天干劲，沿用革命时期熟悉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建设，急于求成、头脑发热，违背了客观规律。
其次，僵化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但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产生了很多错误的“理论根据”。比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认为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把党内关于怎样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分歧，误判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频繁激烈地搞党内斗争；等等。
第三，由于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思想，包括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正确思想，都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思想，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思想，以及关于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关于反对平均主义、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的思想，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搞个人崇拜的思想，关于实现“双百方针”的思想，等等，没有得到落实或者落实不好。
第四，由于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长期受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发展很不充分，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缺乏监督机制，导致权力过分集中，集体领导体制遭到严重损害，甚至产生个人专断，使个别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决策难以得到防止和纠正。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立，中国地处亚太前沿，首当其冲。1956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分化。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在国内外政策上出现分歧，进而由党际关系恶化发展到全面关系恶化，毛泽东对“和平演变”的危险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在未能正确判断形势和矛盾性质情况下，他大力强调“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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