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核心价值思想

四、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发展及其意义

随着中国革命历程的发展，孙中山接受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政权性质，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这些新主张，反映了新的历史发展趋势，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孙中山在发展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成功”，非常强调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认为，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民族。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地位，穷本极源，“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不是为封建制度所专有的，应该对之加以改进，作出新解释，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倡确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道德，认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有好人格便不能造成一个好国家”，革命党人要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不求做大官、只想做大事等好的品质。

更可贵的是，孙中山还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改造，并赋予了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之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他提倡“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例如孙中山在论“忠孝”中说道：“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以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我们做一件事，总是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在论“仁爱”中他说道：“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我们要学国外，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精神。”在论及“信义”时说：“中国古代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都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在论“和平”时说道：“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中国人几千年来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于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可见，孙中山提出的“八德”是对儒家“仁”的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即人生对国家的观念——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应该恢复起来”。他认为，中国政治落后时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地位，并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战时期，又把“礼义廉耻”的解释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四维”和“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列为“新生活”运动中所倡导的国民道德的两大主题。

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的积极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优秀价值元素，提供了有益借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