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菲
专家名片 张卓元，经济学家，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孙冶方在一起 资料照片
初一听平平淡淡、小桥流水，回味起来却波澜壮阔、暗蕴风雷——这是很多人了解张卓元故事后的共同感觉。
虽年已耄耋，却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一如青年——这是很多人见到张卓元的第一印象。
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30余年紧跟改革步伐的理论探讨，参与了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使其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专家之一，23年来13次参与党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本书，让一个少年为之痴醉，经济学种子在心底发芽
1950年盛夏，广东梅州中学，高三学子们正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高考认真准备。17岁的张卓元也在紧张备考，每天学习12个小时以上。即便如此，他依然抽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无意中读到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杰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使我入了迷，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着迷，使张卓元与经济学结下了长逾一甲子的缘分。
高考结束后，张卓元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该选择哪个呢？经济学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他选择了中山大学经济系。
1953年，由于高校院系调整，广东、广西等地的经济系被调整到中南财经学院，中山大学的大四学生变成了中南财经学院的新生。面对陌生的环境，张卓元陷入了焦虑中，他担心功课无法有序衔接。但是，这种忧虑很快因为一位年轻教师而打消。
这位老师就是年长张卓元6岁的张寄涛先生，主要讲授《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两大主课。“张老师是我经济学知识最重要的启蒙者，每次上他的课，我都坐在第一排——他的课实在太吸引人了！”回忆起启蒙老师，张卓元眼里充满感恩。
寄涛先生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清晰的思路对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概念进行解析，使张卓元脑中的困惑逐渐散去，并萌生一些学术想法。在寄涛先生的鼓励下，张卓元开始探索当时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学难题——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独特的规律吗？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单单是学术问题，很有可能成为政治问题。
为了探寻真理，张卓元尝试写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文。经过几次反复修改，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
文章发表后，张卓元拿到了6块钱稿费。比稿费更重要的，是来自学界的关注与肯定。没过多久，初露锋芒的他便被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选中，职业生涯由此开始。
一份责任，让一个学者甘愿“为他人做嫁衣”，先贤思想得以流传后世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星光熠熠。这里聚集了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于光远、骆耕漠、薛暮桥等。他们是风向标，引领经济学界讨论热潮。作为后辈的张卓元，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下吸收养分、不断成长，学术观点日益成熟。
1955年，《经济研究》杂志创刊，张卓元有了一个新身份——编辑。每天组稿、校对，与作者反复讨论，两点一线的生活却也让他乐此不疲，“在编辑部，可以第一时间阅读各位名家的文章，我每天都充满期待！”
大量阅读名家稿件，也激发了张卓元的学术灵感。他和吴敬琏、陈吉元等青年研究人员一起，开始尝试着写作学术文章，其中的佳作多次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他们采用的是一个集体笔名——郑经青，即“政治经济学组青年研究人员”的谐音简称。
1957年的中国，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张卓元等年轻人十分彷徨。此时，调任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的孙冶方的到来，让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孙冶方着力于队伍和学科建设，一方面大胆起用年轻人，24岁的张卓元、27岁的孙尚清、28岁的周叔莲等都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组织大家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以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努力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体系。
可是，这股清新之风没吹多久，孙冶方便因利润挂帅问题以及支持生产价格论被批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停职反省，“文革”中又身陷囹圄。
粉碎“四人帮”之后，孙冶方终于平反出狱，却被查出肝癌晚期。
悲痛，惋惜，敬佩，瞬间涌上张卓元心头。他知道，在监牢里，孙冶方始终未曾放弃《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构思。牢房没笔没纸，他便打腹稿，7年85个月，一共打了85遍。未竟大业若无人继承，对于经济学界来说将是一笔多大的损失！
为拯救孙冶方的学术思想，经济所专门成立一个小组，帮助他整理书稿。张卓元受命担任小组负责人之一。他每天积极工作，在病床前录制冶方先生的口述，然后进行整理，历时一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20余章初稿的写作。
1982年9月，孙冶方病情恶化，但却更加争分夺秒地思考经济学理论。“他躺在病床上，吃力地告诉我自己想写一篇文章，谈谈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并批评‘基数大、速度低’的消极论调，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希望由我代笔。”张卓元根据孙冶方的谈话内容，理顺思路，又大量查阅资料，写成草稿，然后一字一句地念给孙冶方听。孙冶方一句句地改，张卓元拿回去整理，再询问孙冶方的意见……几度反复，孙冶方的著名文章《二十年翻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才得以问世。
这也是孙冶方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但张卓元从未想过在功劳簿上添加自己的名字。
孙冶方的经济学思想深邃丰厚，但一生述多著少，且多为零碎片段。为了让后人系统汲取其学说精髓，孙冶方逝世后，张卓元又毅然放下工作，批阅三载，系统整理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
这些工作占据了张卓元的大量时间，但他从不觉得惋惜。在他看来，能够将恩师的经济思想准确地展示给学界和国家，是自己莫大的荣幸。
一个“舞台”，留下一位经济学家的足迹，他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
2013年，炎炎夏日，北京玉泉山的一个院落里花草葳蕤，屋内也是一派热烈景象。几位学者你来我往地讨论着、记录着，不时陷入沉思。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文件，他们已这样忙碌多日。一位瘦削的老人正在发表观点，思路清晰，有理有据，他就是张卓元。虽然他的年龄在起草组中“数一数二”，但干劲丝毫不输年轻人。
这样的工作贯穿了张卓元的学术生涯。
1987年，时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张卓元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央专家会议，商讨流通体制改革问题。此后，为国家决策献计献策的日子便开始了。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困难重重。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应如何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怎样界定改革目标？一系列重大问题急需深入探讨。
为此，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于1991年秋冬召开专家座谈会，张卓元也名列其中。会议一开就是11个半天，顺次讨论了三个题目，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苏东演变及其教训，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11次座谈会充分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目标，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93年，张卓元从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很快接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任命，开始接触一直想深入研究的国企改革问题。
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市场经济势头正劲，与此同时，有一艘大船却依然滞留在港湾——国有企业“搁浅”。这一现实引发广泛关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可以兼容？
中央决定在十五大期间破解这一难题。1996年10月16日，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是成员之一。起草小组紧锣密鼓地工作，根据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的意见逐条逐句研究，几易其稿，具体修改好几百处。
张卓元深知十五大报告的重要意义：“它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创造性解释，理论上提出的公有制形式多样化，政策上提出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扫平了制度障碍。没有这次理论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国国有企业的凤凰涅槃，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冲天发展。”然而，问及他在报告中的贡献，他连连摆手，“这不是几个人能创造出来的，一切归功于集体！”
“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我们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在最近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时，张卓元感言，“这个时代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极为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