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俊荣 吴秋余
从未来考量
潜在增长率下降势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实际
如果说盲目追求GDP增长，从理论上“不应做”，在现实中“不能做”，那么从未来考量，由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种行为将“做不到”。
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形下，再去追求过去那样的高速度是不切实际的”，王一鸣说。
经济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一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二是短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三是改革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改革受到既有利益的制约，通过增量利益调整带动存量利益调整需要一个过程”，王一鸣说。
“从世界范围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是普遍规律”，范剑平说，去年我国GDP仅一年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十七位的土耳其一国的经济总量。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根据当前世界通用的方法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下降为7.7%，‘十三五’期间则降至7.4%左右”，李雪松说。
如果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过多偏离潜在增长率，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林兆木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速出现过三次“大起”，每次都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第一次是1984年增速冲到15.2%，造成投资信贷增长过快，结构失调，通胀率上升，最终导致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到4.1%和3.8%；第二次是1992年冲到14.2%，紧接着就出现了严重通胀，CPI升至20%，被迫进行多年的治理通货膨胀；第三次是经历了2003年—2005年连续三年10%的高增长后，2006年和2007年又上扬至12.7%和14.2%，同样引发了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并带来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问题。
专家认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速将“换挡”，与其刻意追求GDP高速增长，不如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
GDP不是万能的。我们要重视GDP，但不能唯GDP；我们不能告别GDP，但要告别GDP崇拜。
延伸阅读
谁能取代GDP？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于GDP存在的各种缺陷逐渐有了深入的认识，不断有学者和机构提出了正确衡量发展状况的新指标。
“净经济福利指标”：197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该指标。他们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掉；同时加入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
“国内生产净值”：1989年，以美国学者罗伯特·卢佩托为首的研究人员提出。他们主张将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从GDP中扣除。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与科布共同提出。这套指数包含一些过去没有的内容。例如，它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标准，必须被扣分；它还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也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人类发展指数”：1990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这项指数最重要的突破是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主张从人本观点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这项指数除了调整国民所得之外，还加了三项指标，即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
“可持续发展指数”：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套指标包含四大类：一是社会，二是经济，三是环境，四是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综合这几个方面得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状况。
“绿色GDP”：1997年，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和美国学者艾默里·B·洛文斯及L·亨特·洛文斯共同提出了“在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减半”的新理念，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新概念。
尽管目前对GDP指标的科学性存在广泛争议，但世界主要国家仍普遍习惯以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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