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正伟
众多原因导致晚清强军努力难以持久
如前所述，种种实际举动已经显示出清政府军事改革的诚意和决心，但保守力量思维固化、官员内耗不断、国民变革意识淡漠等原因，致使其军事变革难以持久。
首先，当时清军整体变革的指导思想依然落后。以勇营为例，作为较新的军事组织，它确实给清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但其组织体系依然简陋单薄，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这种制度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勇营中乡土色彩浓厚，各勇营分支招募兵员大都喜好老乡，这就不利于聚集人才。
勇营的私人性质也很严重，它的成员全由各级将帅领导招募，效忠的是个人而非国家。另外，这种兵制十分随意，招募为勇、遣散则为民，兵员缺乏地位认同感，没有崇高的战斗信念。待到甲午战争后，与外国新式陆军兵戎相见时，勇营制度的没落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清廷决策层的种种弊病积习延误了其军事发展的宝贵时机。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知识分子就直言社会积弊，呼吁大刀阔斧改革。但当时战事已过，社会逐渐恢复歌舞升平，国人对往事也不愿多提，讨论时政弊病反而成为统治者的忌讳。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清朝失去了鸦片战争之后20年的“改革机遇期”。后来，由于内忧外患的刺激，终于使满清统治者清醒，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但随着同治帝崩逝，统治阶层的一系列顽习又重新出现，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最具代表性。
据学者考证，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而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即用去2000余万两，这一举动使海防建设陷于停滞状态。当时，李鸿章深感北洋舰队装备日益陈旧，在《校阅海军竣事》的奏折中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但不管有识之士如何忧心忡忡，慈禧却仍然大兴土木。
问题不仅在于慈禧，整个清廷的决策层同样没有危机感。晚清光绪年间，朝廷内开明的恭亲王遭罢黜，保守且缺乏远见的醇亲王掌权，性格贪私的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导致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内部动力。比如，海军衙门成立后，被一批满洲权贵操纵，他们根本不重视海防以及海军建设，将珍贵的海防经费肆意挥霍掉，却不知国难即将当头。
第三，当时社会人才的培养和军队将领的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军事建设的需求。对于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来说，不但要有新式的战船枪炮，还需要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严格正规的组织训练和优秀的军事管理人才，在这些方面，清军观念保守、内耗严重。
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计划分3年派遣幼童120名赴美系统学习军事科学、航海、造船以及测绘，计划15年学成回国，期望他们成为救国兴业的骨干人才，这本是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培养栋梁的宝贵机会，但却因保守分子反对，9年后清廷突然将其全部撤回。
在当时私军性质严重的情况下，不同军队将领的思想往往不相一致，未能形成坚强合力。例如在国防观念上，李鸿章倡导海防，而左宗棠力主塞防，争议历经半年之久。直到中法战争时期，左宗堂由西北调至东南，深知海防的重要，才开始支持海防建设。但左宗堂率军西征花费军饷超过一千万两白银，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北，以致延误了海防建设。
另外，在北洋舰队蒸蒸日上之际，却发生了一次排外潮。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林泰因不满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治军过严，与琅威理发生冲突并导致其辞职，中英海军关系因此恶化，英国撤回水师学堂内全部英籍教练，并拒绝中国第四批海军学生赴英留学，这不仅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建设的标准也在不断下降。
最后，缺乏制度建设和全民关注参与，让晚清军事变革难以继续。审视晚清的种种军事变革，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局限性，很难真正凝聚整个国家的力量和智慧。
一方面，清政府未能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推进军事创新。以当时新兴的海军建设为例，几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缺乏中央的整体规划，只是由沿海各省分别负责，开始的十余年间各自为政、制度各异。而当时声名远扬的北洋舰队也是在李鸿章的鼎力坚持下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直到1885年，清廷诏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管海军建设，但此时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
另一方面，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廷仍然固守陈旧思维，对新事物犹豫不决，无意于启发民众思想。比如在当时，对于铁路电报，“言其得者以为可以富国强兵、言其害者至比之洪水猛兽”，清廷态度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整个民族难以形成真正研究和践行改革的风气，导致其军事变革实践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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