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回头来讲晚明社会文化，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会，如何影响社会风气，思考当时人是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开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阴县志》（有1548年唐顺之序）记当地风俗的变化：
国初时，民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1465-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既其衰也，维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这里讲到明朝开国的时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看见有人穿华丽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觉得很怪，议论纷纷。平常饮宴，四个人吃八个菜。到了成化年间，社会富裕了，有钱人都住上豪宅，穿起华丽的衣服，吃起大餐。从老派的道德规矩来讲，如此奢华，就很难维系一个家，甚至维系这个社会了。
到了万历年间的《上元县志》，是这样记风俗的变化：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闻之长者，弘、正间（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嘉靖间（1522-1566）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置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画攫金何异？
这里担心的是社会富裕之后，人人都想着聚集财富，当官的更是变本加厉，聚敛田产宅第与金银珠宝，成了贪得无厌的蟊贼了。
这种因富裕繁华引发的贪婪，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万历年间的李乐，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就在他的《见闻杂记》一书中记载下来，觉得是个“乱象”：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內，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辈皆好穿丝绸、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
让他触目惊心的，是社会上不分贵贱，什么人都穿着高档衣服，而且花花绿绿，男女莫辨。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管是穷是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玛尼，足登普拉达，真是惊心动魄。
从嘉靖皇帝登基到万历初年，虽然文风日盛，但是社会风俗变得浮华，世风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还节俭度日，而现在的人却奢侈铺张，甚至靠借贷度日，寅吃卯粮。
对于晚明社会繁华，渐趋奢靡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带动了消费，使得社会财富流通，有助于经济民生。陆楫（1515-1552）就明确提倡消费，并且提出，对一人一家而言，节俭是美德，但却不适用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将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见晚明富裕的结果，出现社会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内出现不同的声音。社会富裕而渐趋奢靡的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讲求细致的享受与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尚，则是不争的事实。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富裕只是昆曲勃兴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释昆曲为什么发生在苏州，而不是滥觞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如何转化成投身昆曲创作，为什么会把创作诗词的精神转到填曲编剧上面，如何把文学的意象构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转结合起来？这些发展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涉及许多人聪明才智的汇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所累积的审美追求。不论如何，晚明社会文化出现了独特的历史转折，是理解昆曲勃兴的必要因素。过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个历史感特别敏锐的龚自珍（1792-1841），对明代中叶之后的社会变化，做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而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习气，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评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其实，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历史家必须从大处着眼，观察到“优伶之见闻”与“商贾之气习”有其特殊历史意义，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郑培凯，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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