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来听听当时人的现身说法，在明朝覆灭之后，遭遇了国破家亡，经历了改朝换代，是如何回顾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却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岁的张岱（1597-1684）写了《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以忏情的心境，写自己“少为纨绔之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喜欢很漂亮的房子；“好鲜衣”，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兼以茶淫橘虐”，喜欢茶道，喜欢各种各样的水果；“书蠹诗魔”，喜欢藏书、读书，喜欢写诗。“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是他个人耽于情欲的表现，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写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会文化形态，就是一个繁华的世界，繁华的浮生，在这个世界里什么物质都有，什么情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好像自由自在，非常快乐，后来就亡国了。
张岱所说的繁华世界，就是嘉靖万历之后江南的繁华。这个时候，以商品流通为重点的市镇大量出现，白银的流通也剧增，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大量的白银在美洲出现，在西班牙的统治下，由秘鲁、墨西哥的矿藏，变成白银通货，流到欧洲、流入亚洲，造成了全球的“货币革命”。20世纪30年代研究欧洲货币经济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档案，对白银如何影响欧洲货币，造成欧洲的货币革命、白银革命，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中国学者当中，比较早注意到这个美洲白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是全汉升。近来出版的《白银帝国》，重新使用欧洲货币史的研究成果，并且纳入亚洲受到的影响，才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白银变成主要通货的最大意义，是有了白银就有财富，脱出了政府当权者全面控制。从宋朝以来，政府开始发行纸币，到元朝的时候，大元宝钞是政府控制货币的一个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钞票，不能用白银，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银其实是非法的通货，但是政府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来支撑宝钞，结果是钞票贬值，人们信赖白银的价值。一直到晚明期间，白银大量流通，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货，才在中国确定其合法性，也带动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团大量涌现，社会风气崇尚金权。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我们怎么认识晚明的文化？怎么理解明清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怎么理解这四五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盛衰？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曾经指出，明代专制政权是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因为从制度跟政策讲，朱洪武罢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来独裁，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极有能力的独夫，对大臣很不尊敬，经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变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识人动辄得咎，身为庙堂大臣，这么有地位的人，脱了裤子就打，打得皮开肉绽的，这算什么？实在是非常专制，非常专横，最独裁黑暗。如此黑暗专制的政权，怎么到了晚明，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朝的皇帝，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天启，一百多年之间，除了张居正掌权的十年算是励精图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张居正死后，万历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么也不管，派系斗争成了相互牵制，大家扯皮也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独裁政权根本无心管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开放的现象。
这里引出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议题。第一，晚明江南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娱活动蓬勃，审美追求达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纷乱，而且内部危机很多。江南的发展跟中国西北地区差距很大，非常不平衡，而且因两极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发生了民变，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加之北方满清兴起，内忧外患，终于导致最后政权的覆灭。但是，整体而言，政治的失误不能否定江南之繁华，更不能否认江南人士的生活水准之高，物质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辉煌成就。换言之，明朝覆灭，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失误，影响的是政权的更迭。兵燹过处，生灵涂炭，造成一段时期的经济破坏与停滞，也影响到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晚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充满创意追求，不应该成为祸端，变成导致明朝覆灭的必然原因。清初学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溃归咎为晚明的奢靡，是惩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义的历史评判，是简化历史因果，甚至颠倒因果的逻辑。
第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成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远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晚明的自由开放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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