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78年，我国经济迎来了一个极其珍贵的“长发展周期”，亦即重要战略机遇期。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从1978年的3548亿元（世界第15位）提升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国进出口总额也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在此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数以几亿计的人口从温饱线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乃至现代化生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如何继续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努力将这个“长发展周期”尽可能延长，既不要贻误，也不要“挥霍”、“透支”。这就必须加强增长速度的调控管理，适时把握好经济增长的快慢节奏，以应有的战略勇气和战略定力，排除一切干扰，确保如期达到两个“倍增”目标（即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2年主动调低增速意欲何为？
数据表明，刚刚过去的10年(2003年至2012年)，我国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大幅提升，GDP年均增长率为11.2%，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令人关注的是，在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肆虐阴影、赢得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 “十二五”规划则确定经济增长目标为7%；与此相衔接，2012年初首次将年度GDP增长预期主动调减为7.5%，比上年（9.2%）降低1.7个百分点（实际执行结果7.8%）；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GDP增长预期仍是7.5%左右，这虽然是一个指导性指标，而不是指令性指标，但反映了宏观决策层反复权衡后形成的共识，决定着一系列政策思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多年来常用的以“快”为标榜的一些表述语，比如“加快发展”、“快速增长”、“更快更好”、“又快又好”或“又好又快”等等都悄然隐去。关键词检索方法显示，近两年较为普遍的用语，已转换成“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等，连颇有谨慎取向的“平稳较快增长”的提法也正在淡出。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同步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凡此种种，是否都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达30多年的“快”增长阶段面临终结？意味着要更加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也就是说，将增长速度减慢一点，正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一些？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并且适应让中国经济增长这趟特快列车渐渐地平缓下来？意味着以GDP增长尤其是“快”增长为取向的干部业绩考核制度等等也面临终结？……
这是一个真正的拐点，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而在“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视野里，接替而来的“较高速”（“准高速”、“次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阶段依然至为关键，必须努力使之稳健延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适时转换“快”增长思维，将习惯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之“快”转换为着力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之“好”，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邓小平缘何全力推动快速增长？
速度，在战略框架里，从来都非同小可。GDP增长率或增长速度亦如此。
GDP增长率或增长速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多重经济关系乃至社会政治意义。对于遭受“文革”劫难、从积弱积贫起步的中国经济而言，其增长速度的快慢更是不同寻常。
对经济增长速度最具有战略眼光或战略自觉的，莫过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也是中国经济“快”增长阶段的最有力、最坚定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早在1984年6月30日，他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1990年3月3日，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他又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同上，第354、355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还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初期头五年（1980年至1984年）的“加速发展”，并由此强调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同上，第377页）。
据《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披露，“速度问题似乎一直是邓小平的中心问题。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第447页）。他甚至在更早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9月东北之行中），就论述了“速度”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第228页）。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第356页）。
正是从广阔的国际视角、政治视角洞察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邓小平才顶住了党内外在不同时期的一些质疑和非议，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比如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经济增长一度出现停滞，甚至有言论批评“增长太快引发通货膨胀”以及“深圳特区搞得太快”等等，对此，他再度旗帜鲜明地重申，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第616页）。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第618页）。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第623页）。这几乎是这位世纪老人最重要的政治嘱托之一。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伴随着改革开放崎岖历程的逐次展开，不仅存在着姓“资”与姓“社”、姓“公”与姓“私”之间的争议，同时还暗含着“快”与“慢”之间的歧见，其艰难曲折令人扼腕。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的快慢问题，关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关乎执政党取信于民的问题，关乎政治稳定的问题，关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问题。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特别是从1992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并直接带动了随后10多年（截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没有如此一波接一波旷日持久的快速增长，不断壮大了综合国力，显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和潜力，那么，我国就不可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不可能相继成功申办并如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也不可能为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赢得时间和奠定基础，更不可能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大大扩展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或偏废乃至自我否定“速度”的意义，尤其是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意义。就总体而言，“快”增长阶段是全体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靠脚踏实地一步步迈出来的，尽管也必须承认我们为之付出了甚至还将继续付出粗放增长的沉重代价。然而，从包容性发展理念来看，这或许正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走向兴盛与繁荣所不可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和“崛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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