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邓小平缘何全力推动中国快速增长？

　　“快”增长阶段终结的原因何在？

　　既然经济快速增长具有如此丰富而又深刻（深远）的意义或内涵，那么，为何不再继续循此前行甚至上扬，不再继续争取更高更快的增长率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呢？本文主要做出以下三点分析。

　　一是为“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作用所制约。经济学揭示，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受到“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支配。何谓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即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组织化程度以及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呈现出来的相对固有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的本质，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而要改变这种均衡或者创造新的均衡，取决于技术创新或制度改革等关键变量。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增长划分为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持续起飞阶段，强调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围绕新技术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培养和组织新型工人，采用新的融资和销售方式等。

　　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处在典型的“持续起飞阶段”。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打破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闭僵化体制，让蒙昧已久的中国人得以了解外部世界，并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之中。后发优势又使成千上万的创业家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发展起来；再加上起步之初GDP盘子很小，较易提高增长率或增长速度。现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已形成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产业布局，但由于产业技术层次偏低，在产业空间相对饱和的背景下，就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产业层次、开拓新的市场来实现下一步的增长及发展。其中，技术进步至为重要，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R·纳尔森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所说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大力推动技术进步，还在既有产业层次上继续搞低水平扩张，那么，其增速越高，就越有可能断送或偏废“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鉴此，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增长的绝对数（GDP基数）不断扩大，也确实到了主动调整增长率或增长速度的关键节点，即进入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通过调低增速，传递出要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调结构、转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的强烈信号，这需要战略勇气和战略定力。

　　二是为粗放增长模式的负面影响所制约。长期以来，我们在追求“快”增长的同时，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粗放增长模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其负面影响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内需外需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等。

　　大量数据表明，粗放增长模式造成资源大量耗费和环境严重污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都构成了较大危害。据国家环保部称，全国经济增长中较为领先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面积仅占整个国土面积的8%，但单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却是其他地区的五倍以上。从2000年至2011年，这三大区域的煤炭消费量由5.05亿吨猛增到14.4亿吨，约增长300%，占全国煤炭消费增加量的55%，而这又是因为火电增长301%、钢铁增长617%、水泥增长263%等等。

　　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倘若再沿用下去，必将中断经济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它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廉价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不主动加以调整，该消肿的消肿、该降火的降火，不仅“快”增长的正面成果难以接续或享用，甚至连“适度增长”、“平稳增长”的难度也会不断加大，以致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前景。

　　三是为世界经济环境趋紧的“新常态”所制约。各类分析表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已被普遍描述为世界范围的一种“新常态”，其突出表现是需求的短缺化，即市场需求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竞逐的最稀缺资源。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经合组织，对近期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都不乐观，美欧日等几大经济体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这必然影响到我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市场拓展等；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采用大体相似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也会制约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及其对增长速度的拉动。即使仅从增速角度考虑，如何“稳出口”也已成为宏观经济均衡发展中的一大挑战。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用“三速复苏”描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她认为，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是“高速”增长版图，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中速”增长版图，欧元区和日本是“低速”增长版图（属全球经济增长“短板”）。她提醒说，尽管全球资本市场有好转迹象，但世界经济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看似可控的全球经济风险仍然暗藏玄机（《参考消息》，2013年4月12日第4版）。

　　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仍在她所描述的“高速”增长之列；但是，相对于此前我国的“快”增长阶段，眼下则万不可陶醉于她的“高速”之论。自从启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已日益深度融入外部世界，对外依存度越来越紧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的复苏回暖速度或程度肯定不同，而中国率先走出低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2012年达到20%以上），似为举世公认，但即便如此，也断不能以“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之类而自夸或自慰。由于出口拉动受限，近年来已直接影响到它对GDP增长的比重，便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受“自然增长率”等各种因素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放缓”已成定局，即快速增长似已走到尽头，只能转向趋缓。尽管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我国能够在7%乃至6%这样的区间内“稳增长”，依然不可谓不“快”、不可谓不“高”，但由于经济体量（GDP基数）还将继续加大，从大的趋势看，增速减缓就成为必然甚至不可逆转，一般不会出现像“文革”内乱后转入重建时期那样的基于内生动力并合乎规律的高速增长或“快”增长。而“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则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并适应逐渐调减增速，适时转换“机遇意识”，即不能沉浸于以往那种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要抢抓提高创新能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表现在增速调减上，就是要义无反顾地进入“适度增长”、“平稳增长”新阶段，进入“较高速”（“准高速”、“次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新阶段，并牢牢定格在“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