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少华
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
尽管统计表明，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从户籍来看，非农户籍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6%。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户籍管理改革大大滞后于人口事实上的城市化。
从这一报告中不难看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速度，远落后于城镇化速度。此前，农民工因为一纸户籍而“留不了城，回不了乡”的困境屡屡见诸报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44.0%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44.1%的人偶尔务农，经常务农的比例只有11.9%。
尽管许多农民工将自己视为城里人，但城市户籍本身附带的公共服务，让许多进城务工者即使付出更多的金钱与时间，依然享受不到同等的市民待遇。
山东安丘大胜镇村民孙伟，已从家乡到青岛工作了8年，现在年收入约20万元，在这座城市里已属于中上等水平。“原来没意识到，直到结婚生小孩后，才体会到户口的重要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现在孩子没法上公立学校，只能去更贵的私立幼儿园，而且办什么手续都要回老家，带来了很多困扰。”
在何宇鹏看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解决这1亿人落户城镇的最大目的。而落户，则是使相关农业转移人口较快地享有市民待遇的有效途径。
当然，这一过程的实现，并不是单靠出台政策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各方面系统配套的投入。农民工落户的成本几何？广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宗文介绍说，据他们的测算，每落户一名农民工，城市需要支付100万元的成本。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都需要相应增加。可以说，在解决户籍的同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果跟不上，这1亿人的市民待遇仍无从谈起。
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方合力。“中央的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可以实现对地方的正向激励。当地政府和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也要出钱，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的努力，这个问题才会圆满解决。”张占斌表示。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短期内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张占斌认为，如果这一进程顺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这1亿人产生的需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此外，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式。李周告诉记者，在将1亿人落户城镇的同时，需要克服3个体制弊端，一是农民工和市民工同工不同酬；二是农民和市民同城不同权；三是城乡建设用地同地不同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