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分为二”“中庸”等智慧,“天人合一”、“大同”等社会理想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显示出辩证法赖以展开并完成自身的基本结构,这两个方面是互补整合的关系。宋儒程颐解《中庸》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由“一理”到“万事”的过渡,其实就蕴含着“一分为二”的内在结构,因为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万事复合为一理”,则是“合二而一”的完成。这一结构,恰恰吻合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关于矛盾的生成和消解的主导线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他在《矛盾论》中对此作了全面的展开和发挥。这个思想虽然是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因为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他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但在毛泽东那里,这个命题却是用中国语言叙述出来的。例如作为关键词的“矛盾”概念,就内蕴着“一阴一阳之谓道”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辩证思维,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天人合一”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型。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合一”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即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二是指境界意义上的,即自然而然同人为性的一致。毛泽东坚持的“实事求是”唯物论立场,其中就蕴含着人道合于天道的观念；他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及其关系的思想,同样贯彻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因为自由王国意味着既自然而然、又自觉自愿。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理想社会目标的共产主义,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而且马克思揭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及其统一,并将其诉诸人类的全部历史。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当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是通过把握其历史地分裂和历史地统一来给出答案的,所以他把解决人和自然的分裂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旨归。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乃是自然和人的同时解放。事实上,中国文化也并非只是言“合”,而是在“分”的基础上的“合”。因为天人未有分,何以言合呢?一讲到“天人合一”,实际上就已经暗示了天人相分的关系。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历史发生和历史地解决的内在逻辑,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的彻底解决。而这样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大同理想”。《礼记》“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行于“天下”,而无偏至,亦无偏私,此之谓“公”。它显然是超越相对的善与相对的恶之后所达到的至善。这正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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